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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将收藏捐献国家 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图)

2018-01-22 09:17 文章来源:辽一网-华商晨报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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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上,所展出的这批文物,有一些是先父早年捐献,大部分则是1976年后捐献的千余件文物中精选出来的。父亲很早就钟情于文物考古,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他将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动和实业救国,1949年以后才开始有系统地收藏文物,逐渐成为一位收藏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曾谈道,章先生的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几乎涉及到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也步入老年,亲历亲见父辈的收藏与人生,不免有诸多感悟。

岁月的记忆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里。院落是坐南朝北的,不大,但处处散发着传统文化韵味,除沙发外,绝大部分都是硬木古典家具,室内陈列着父亲收藏的青铜器、瓷器和字画,收藏最多时约有五六千件。

我幼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橱柜逐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给我。有次父亲特地给我看一把做工精细的青铜短剑,此剑一点都没有生锈,闪动着柔和的光泽,通体被一种规整的网格纹所装饰。他指出这把剑的特殊之处,是网格纹饰可能采用了化学工艺。父亲留下的文字中,曾这样描述此剑:“有战国铜剑一柄,锋利如剃刀,剑身满是腐蚀而成的花纹。其炼铜技术和花纹制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父亲收藏过一件在文字考古上有重大意义的著名青铜器“二祀邲其卣”(现藏故宫博物院)。就我所见,其他各种商鼎周彝,大大小小有几十口,还有七八面铜鼓,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器。

瓷器是父亲收藏中的大项,玉器收藏也很丰富。我曾经问父亲:你收藏了那么多文物,为什么字画不多?他说字画作假太多,收藏字画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没有张伯驹、张傚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我又问道:您上过当吗?父亲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赝品中若有很美的东西,尽管年份不够,我也是要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

机遇与人缘

在老一辈的知名人士中,父亲以爱好文物考古著称。但1949年之前,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父亲将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动和实业救国。他开始系统地收藏文物并形成系列,是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后开始的。

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文物的价值。当时市面上文物价格之低,达到了现今无法想象的程度。这对于希望系统地搜集文物的藏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

父亲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1949年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北京的文物“泛滥街头”,其中真伪混杂,良莠不齐。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父亲的优势是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下良缘,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先生等,也与父亲时有切磋。

对于搜集来的文物,父亲通常会请一些朋友共同鉴赏;但在整理分类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他曾定制大批锦盒,将那些来时无包装的文物妥善保护。文物入藏时,他经常会在锦盒上写一些文字或心得,记述藏品来源、品类、特点,有时还会记下孙老(瀛洲)或他本人对这些器物的评语,我曾看到过很多。

由于经常打交道,一些古玩商也跟他交了朋友,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

变身为奉献

父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出于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为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他有比较充裕的收藏时间和空间,后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他就越来越忙碌了。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手头有一通父亲1953年12月9日致郑振铎先生的信函底稿,从信的内容看,此前他已表达过捐献的意愿,这时因要从大羊宜宾胡同搬家到灯草胡同,促请郑振铎尽快安排接收这批文物。八天后,他又致函上川企业公司董事长李桐村说:“我所支用之款,全数购买古物;年来工资收入,用过有余,亦均投入古物。现拟定全数赠送中央文化部。”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千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只是暂时拥有

“涓滴之水,汇成大海”,将私人收藏捐给公共博物馆,变为社会文化财富,这在文明社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前辈的收藏家是一些具有人文情怀和爱国精神的人,他们默默地搜集,却没有把收藏当成私产,慷慨地捐赠,但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他们将文物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托付给博物馆,是希望这些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在那一代人中是相通的,从博物馆方面也是如此:抗战爆发前启动的故宫古物大南迁,其间辗转流离历尽艰辛,专家员工都能恪尽职守,文物没有蒙受损失。

从父亲1949年开始系统收藏文物迄今,已经过去60余年。回顾父亲作为收藏家的传奇经历,我获得不少人生感悟。收藏无非是一个曾经拥有的过程,而不可能永远拥有。若古物曾与你有缘,把玩之间获得了愉悦,这就足够了。在每一件古物上,都驻留了无数人物及家族的信息,隐藏其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的故事,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像父亲这样将文物捐给博物馆,是对人生一种有预见的安排,他追求社会文化上的奉献,使文物的价值得以体现,同时也延续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可谓求仁得仁。

恢复历史记忆,找回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前提。

(选自中国艺术报《恢复历史记忆 找回文化精神——父亲章乃器收藏记忆》章立凡,有删节)

本版图片均为章乃器捐献给国家的文物


责任编辑:苒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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