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上，所展出的这批文物，有一些是先父早年捐献，大部分则是1976年后捐献的千余件文物中精选出来的。父亲很早就钟情于文物考古，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他将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动和实业救国，1949年以后才开始有系统地收藏文物，逐渐成为一位收藏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曾谈道，章先生的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几乎涉及到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也步入老年，亲历亲见父辈的收藏与人生，不免有诸多感悟。

岁月的记忆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里。院落是坐南朝北的，不大，但处处散发着传统文化韵味，除沙发外，绝大部分都是硬木古典家具，室内陈列着父亲收藏的青铜器、瓷器和字画，收藏最多时约有五六千件。

我幼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橱柜逐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给我。有次父亲特地给我看一把做工精细的青铜短剑，此剑一点都没有生锈，闪动着柔和的光泽，通体被一种规整的网格纹所装饰。他指出这把剑的特殊之处，是网格纹饰可能采用了化学工艺。父亲留下的文字中，曾这样描述此剑：“有战国铜剑一柄，锋利如剃刀，剑身满是腐蚀而成的花纹。其炼铜技术和花纹制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父亲收藏过一件在文字考古上有重大意义的著名青铜器“二祀邲其卣”（现藏故宫博物院）。就我所见，其他各种商鼎周彝，大大小小有几十口，还有七八面铜鼓，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器。

瓷器是父亲收藏中的大项，玉器收藏也很丰富。我曾经问父亲：你收藏了那么多文物，为什么字画不多？他说字画作假太多，收藏字画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没有张伯驹、张傚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我又问道：您上过当吗？父亲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赝品中若有很美的东西，尽管年份不够，我也是要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

机遇与人缘

在老一辈的知名人士中，父亲以爱好文物考古著称。但1949年之前，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父亲将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动和实业救国。他开始系统地收藏文物并形成系列，是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后开始的。

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文物的价值。当时市面上文物价格之低，达到了现今无法想象的程度。这对于希望系统地搜集文物的藏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

父亲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1949年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北京的文物“泛滥街头”，其中真伪混杂，良莠不齐。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父亲的优势是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下良缘，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先生等，也与父亲时有切磋。

对于搜集来的文物，父亲通常会请一些朋友共同鉴赏；但在整理分类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他曾定制大批锦盒，将那些来时无包装的文物妥善保护。文物入藏时，他经常会在锦盒上写一些文字或心得，记述藏品来源、品类、特点，有时还会记下孙老（瀛洲）或他本人对这些器物的评语，我曾看到过很多。

由于经常打交道，一些古玩商也跟他交了朋友，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

变身为奉献

父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出于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为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他有比较充裕的收藏时间和空间，后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他就越来越忙碌了。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手头有一通父亲1953年12月9日致郑振铎先生的信函底稿，从信的内容看，此前他已表达过捐献的意愿，这时因要从大羊宜宾胡同搬家到灯草胡同，促请郑振铎尽快安排接收这批文物。八天后，他又致函上川企业公司董事长李桐村说：“我所支用之款，全数购买古物；年来工资收入，用过有余，亦均投入古物。现拟定全数赠送中央文化部。”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千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只是暂时拥有

“涓滴之水，汇成大海”，将私人收藏捐给公共博物馆，变为社会文化财富，这在文明社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前辈的收藏家是一些具有人文情怀和爱国精神的人，他们默默地搜集，却没有把收藏当成私产，慷慨地捐赠，但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他们将文物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托付给博物馆，是希望这些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在那一代人中是相通的，从博物馆方面也是如此：抗战爆发前启动的故宫古物大南迁，其间辗转流离历尽艰辛，专家员工都能恪尽职守，文物没有蒙受损失。

从父亲1949年开始系统收藏文物迄今，已经过去60余年。回顾父亲作为收藏家的传奇经历，我获得不少人生感悟。收藏无非是一个曾经拥有的过程，而不可能永远拥有。若古物曾与你有缘，把玩之间获得了愉悦，这就足够了。在每一件古物上，都驻留了无数人物及家族的信息，隐藏其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的故事，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像父亲这样将文物捐给博物馆，是对人生一种有预见的安排，他追求社会文化上的奉献，使文物的价值得以体现，同时也延续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可谓求仁得仁。

恢复历史记忆，找回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前提。

（选自中国艺术报《恢复历史记忆 找回文化精神——父亲章乃器收藏记忆》章立凡，有删节）

本版图片均为章乃器捐献给国家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