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蒙娜丽莎》

这个话题非常简单，但往往最简单的话题却最有探讨价值。原本在中国语境下根本不应该谈中国画怎么看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中国的方式，不需要再谈。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每个人存在的方式、生活经历和视觉体验都与印象中如何看中国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乡愁消失 中国传统的文人环境没有了

今天在中国有一种情绪已经消逝了——乡愁。民国时期的齐白石等一大批民国画家，在落款上经常有一个“客京华”，意思是在北京生活却并不以此为根，始终是以一种客人的方式生活在北京。再看古代文人，他们离开家乡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外出为官，所谓的出仕。当出仕离开乡土以后，我们注意到古代文人在各种各样的笔记诗歌中，一旦在外地不顺心的时候，就会产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情绪。翻开历代文人写的作品，会看到大量的思归的主题。可是在今天这样的紧张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很少会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客人，也就没有了一种诗的主体——所谓故乡。为什么今天没有思乡?因为今天的乡土缺少了一个余英时先生所讲的半社会结构，也即过去由文人构成的半社会组织结构。在那种结构中，游离于外的人之所以会思乡，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而且真实存在的文人交流的文化环境。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承载着士族社会中很多责任，比如说编写家谱、教育下一代，同时他们可以通过外出为官身份转变而衔接于庙堂。这样一种结构构成了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因此古代的文人回到故乡，一定会有一个与他具有共同价值属性的社会文化阶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乡土社会阶层，才有一个社会结构承载的文化传承。但是今天，20世纪的中国文化以激进取代渐进、温和的发展，使得这种文化环境消失了。这种激进有两次，一次是五四时期完成的，带有形而上的讨论性质;一次是形而下的非常务实的文化传统的推翻，在“文革”中完成了。

今天当我们回到故乡的时候，会发现乡土无处可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状态下，在面对一幅中国画时，我们没有那种发自本性的、理所当然的底气来说“我天然可以读懂一幅中国画”。 暂且不谈一幅中国画承载的文人理想方式，这在今天的社会中不存在。单就笔墨材料而言，如果连毛笔都不会拿，甚至看不出来毛笔笔痕的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自己能够真正欣赏一幅中国画。这样的一种审美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我们习惯的视觉方式是20世纪西学东进的成果，是一种西方的视觉体验。达芬奇画鸡蛋，把鸡蛋画得很像，是一种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形成的求真观念的再现观念，而绝对不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方式中的一种图像经验。

应该说，这种真实再现性的图像视觉体验，是我们判断很多绘画的一个潜移默化、不由自主就会使用的方法，甚至在判断中国画的时候，特别是判断一幅工笔画，习惯看这个东西画得像不像，再加上“五四”以后所谓新传统的呈现，把写意与西方造型结构方式结合。于是，今天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东西画得真像。徐悲鸿在中国画中实现了一种再现性，但是他并不代表中国画的审美方式和欣赏方式。今天我们延着徐悲鸿的方式来看中国画的时候，已经是拿着类似看《蒙娜丽莎》的方式来看中国画，这是古典西方画对我们的视觉培养。

还有一类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在行为方式上有一种腾挪转换，在这种腾挪转换中呈现出一种当代的观念感，是一种恰当的观感表达、观念表达、思想艺术形态的表达。这种观念表达、思想意识形态的表达，有一部分是可以生活化的;有一部分可以涉足政治化，就是所谓的批判精神；有一部分可以哲学化，可以具有反思精神;还有一部分可以荒诞化，有戏谑的诉求。于是在当代艺术中，我们看到大量各种各样的载体，承载了各种各样的观念的描述。其中对于精英知识分子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在当代艺术的审美判断和批评的语境中，经常会有当代艺术如果丧失批判性就丧失其价值的观点。

以上所讲的是人们习惯的视觉体验中的几种标准，可以总结如下：建立于再现性的空间呈现方式;建立于表达这个客观物体的细节描绘;建立于描绘一个真实场景的色彩观与氛围。这是我们脑海中的一种习惯。比如我们今天看徐悲鸿的某些画时，也许它没有这样的色彩观，但是“马”的形非常好、非常真实，我们就认为这幅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