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墓葬出土的骆驼俑

没有外来文化的参照，我们很难看清楚自身，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借鉴乃至融合，古人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方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同的文化享有许多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交流的价值在于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外来文化不仅是补充，还将激发出创造和发展的活力。

中国汉唐时期有很多外来文物，自身制造的一些器物中有些造型、纹样，原本也来自外来文化，最终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分辨它们的渊源流变，会发现交流使社会的物质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也不断丰富发展，交流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影响。

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丝绸之路”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曾是中国早期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国东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苍茫险峻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耸入云端的喜马拉雅山。当人们无法跨越这些地理障碍时，这种自然环境带来的消极观念，影响和限制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封闭的环境，早期的政治地理概念，又被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发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的大一统观。

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张骞通西域”事件，动摇了这一传统观念。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历经千辛万苦的西方之行，直接原因是要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然而却成为一次放眼看世界的突破，意外的收获是，使中国开始逐渐勾画沟通欧亚的蓝图，此后不断派出的庞大使团，不再完全以政治军事为目的，改变了过去把异态文明看作是自身敌人、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加以对付的做法。许多国家的使者也纷纷来到中国。“张骞通西域”开创的与西域诸国政府间的往来，使对异国满腹孤疑的防范心理逐渐变为试图了解和求知的渴望，一代代肩负重任的使者，穿梭于异常艰难的戈壁沙漠通道，寻找着东西方文明对峙中的调解办法。

东、西双方使团互访，常常带着各种礼品，有的以使团的名义实际却是纯粹的商业活动。人们通过商品交换逐渐增加了对方的了解，进而开始了文化方面的交流。

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不同，文字记录主要赞扬武力战争，对将士的歌颂。考古发现却是精美的外来艺术品，或默默地缅怀丝绸之路的盛况的商贾和驼队。文字记录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考古发现的多是日常生活的器物，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以后，西域各国、各民族前来中原王朝的次数巨增。路途上主要是用驼马等运送物资，因此胡人牵引的满载货物的骆驼成为那个时代具有特色的文物，形象地反映了东西交往的盛况。在汉代张骞之后，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569年-618年），他是中国历史上亲自西巡的君王，曾率众历时半年到达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的君主或使臣，场面十分隆重。后来诸番酋长又会集洛阳进行交易，“相率来朝贡者三十余国”。隋炀帝命整饰店肆，陈设帏帐，陈列珍货，大设鱼龙曼筵之乐，会见西方宾客。盛会昼夜不歇，灯火辉煌，终月而罢。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创举，犹如一次“万国博览会”，对中外交流是一次大促进。

唐代（618-907年）是中国政治史上更为成功的王朝，它的前半段是一个稳固的专制帝国，通过强化控制防止了内部的冲突，对外则积极主动地进行外交。与“张骞通西域”相比，统治的观念变化更近一步。唐初在一次宴会上太上皇李渊令突厥、南蛮首领共同歌舞，高兴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感慨各族人聚集一堂，四海一家。唐代第二个皇帝李世民，击败了西部劲敌突厥人后，曾兴奋地对来自中亚安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一带）的人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可见即便是通过残酷战争，和平通商和友好交往是最终的目的。

东西方之间的中亚地理环境恶劣﹑气候变化莫测，当时只有骆驼才能穿越那些令人生畏的沙漠戈壁。汉唐文物中骆驼被特别加以表现，塑像、绘画等艺术作品大量出现，反映的是人们的钦佩、崇敬之情，和对丝绸之路勇敢的开拓精神的歌颂。而且骆驼与商胡常常是一种固定的组合。展现了杜甫诗中的“东来橐驼满旧都”、“胡儿制骆驼”的具体形象。商胡几乎都是深目高鼻，满脸浓密的络腮胡，或秃头顶，或卷发，身穿翻领长袍，足蹬高靴，带各种胡帽。高超的艺术家们对各国来的客人有深刻了解，塑造出各种各样生动的容颜，这些见多识广的胡人也是中西文化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