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携新纪录片《绘画的精神》日前来到了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讲述了他过去两年为其在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的同名个展准备与创作的过程。西班牙导演伊莎贝尔·科赛特（IsabelCoixet）的镜头追踪了蔡国强在纽约的绘画研究和创作、在马德里万国大厅的日日夜夜、在古城托雷多追寻偶像格列柯（ElGreco）的足迹、全副武装地试验各色火药……

这是普拉多美术馆首次与一位在世艺术家合作。蔡国强也搁置了他所擅长的大型爆破和装置作品，以火药的形式在画布上进行创作，与美术馆中的先贤大师进行对话。纪录片的映后谈，艺术家以一身蓝色工装现身，瘦削又精神。他笑称导演本人是个很有激情和诗意的人，所以把他也展现成了那个样子，但其实他在绘画时一直摇摆不定，充满焦虑不安和危机感。

“在画布面前，你又回到了一个很孤独的状态，没有很多人可以帮上你的忙的。你在画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感性和才情自由地洒到上面去，这个只有靠你自己。而且走这条艺术史的道路，其实也是故意把自己放到最伟大的艺术家面前，看出自己有多么糟糕，多么困难。把自己放到困难里去求生，就像在旅行中让自己走不知道的路，让自己迷失，让你更能调动生存意志。有这种冒险和挣扎，就会有发现。这大概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和状态。”他说，在普拉多的个展结束后，他觉得自己更谦卑了。

“在普拉多，我是自己撞墙碰壁去了”

2017年6月，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在上海电影节期间放映。当时蔡国强曾说过，《天梯》的成功给他带来了一种事物完结的寂寞感，但人生还有许多其他的梯子有待攀爬，“比如说现在画画，我就经常开玩笑说，是在做一个通往艺术史的梯子。”

四个月后，他在普拉多美术馆的万国大厅引爆了18米长的火药绘画。在近300位各界名流的屏息等待中，导火线在几秒间燃尽，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划破寂静，滚滚硝烟升腾……火药在画布上晕染出斑斓的色彩，灼烧出暗影和轮廓。蔡国强将之命名为《绘画的精神》。

这是蔡国强为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3月4日在普拉多美术馆举办的“绘画的精神：蔡国强在普拉多”个展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开展前一个月，他以万国大厅为工作室，创造了《昼夜托雷多》《万国大厅……》《望云》等8件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展览展出的近30件火药绘画就是他架起的通往艺术史的梯子——通过与普拉多专家的交流、观摩馆藏作品，他以提香、格列柯、委拉斯凯兹、鲁本斯、戈雅等艺术大师为灵感，再吐纳出属于他自己的、独树一帜的火药绘画。

这也是这位中国艺术家在耳顺之年对自己的来路与初心的一次回望。从1984年首次尝试用火药在画布上作画到现在，火药已经成为蔡国强标志性的艺术创作媒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脚印”、家乡泉州海面上的《天梯》、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夜情》……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天空中绽放的宏大项目，让他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火药爆破艺术家的深刻印象。然而，绘画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他一直没有忘记。

在追随父亲的脚步开始绘画创作后，蔡国强很快将目光从中国画传统转移到了欧洲绘画传统，临摹西方大师的油画和素描是他年轻时学习积累的重要手段。在很多场合，他都提到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在他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影响。“他保有过去工匠的传统。在他生活的16世纪，看起来他似乎动作晚了一拍。当时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已经在讨论人，基本解决了结构、解剖、透视与色彩等前卫的技法问题，而这位老兄还画得不太准确呐！用色很夸张，宗教色彩太浓、太神秘，显得保守。但是ElGreco根本不鸟这个，觉得无所谓。结果现在看起来我们觉得ElGreco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棒的，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

2009年，蔡国强游历克里特岛、威尼斯、马德里和托雷多，追寻格列柯的生前足迹。2014年夏天，他来到普拉多美术馆，参观了当时正在举办的展览“埃尔·格列柯和现代绘画”（ElGrecoandModernPainting）。策展人与蔡国强交流时得知格列柯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不无可惜地对他说：“早知道如此，我就把你的作品也放入本次展览了。”这为他三年后在普拉多美术馆举办个展埋下了伏笔。

而今，蔡国强已获得了在世艺术家能够想象的大部分名望——1999年，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以作品《威尼斯收租院》获得金狮奖；2008年，他担任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师；同年，他的个人回顾展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2013年，“农民达芬奇”在巴西三城的展览共吸引到一百万观众，其中在里约热内卢的展出成为当年全球观展人数最多的在世艺术家展览……他不想让自己过得太舒服，不想给别人留下举重若轻、胸有成竹的印象——也不愿承认这一点。跳出舒适圈、挑战自己、寻找创作的新可能性是他接受此次与普拉多美术馆的合作的重要动力。

“绘画的精神”也是普拉多美术馆1819年建馆以来首次委托在世艺术家举办个展。在美术馆前任馆长米格尔·苏格萨·米兰达眼中，蔡国强是极为恰当的合作伙伴，“通过当代的视角，让艺术从历史的残骸中重生。”多年以来，蔡国强的创作一直在绘画和爆破之间徘徊，而这次展览，在普拉多美术馆与古代大师直接交流，对于艺术家而言也是追逐绘画之梦的一次绝佳机会。

“其实找前辈对话，对我来说有时候是很难的。比方说我做《天梯》，在黄浦江上做《挽歌》，这类室外爆炸项目，或者做《撞墙》《草船借箭》，这些装置作品。我个人认为，就算是那些大师看了也会感到，这个哥们挺牛的，”蔡国强绽开笑容，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故意去找他们，和他们一样画画，其实我是自己去撞墙、去碰壁去了。我是明知困难而为之，因为现在的艺术家过得太舒服了。”

在艺术上做个“坏孩子”

“其实我也很渴望失控的，但又很怕真的出事。喜欢出事，经常心里想，搞不好这次真的会出事，但是没有出事。”

用难以控制的火药，创作精心设计的作品，在破坏中创造——这对蔡国强来说从来都是一个走钢丝般刺激又冒险的事。他把这比喻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摇摆挣扎：民主在于火药自由释放的能量，独裁在于艺术家根据自身的复杂情感给火药提出美学上的要求。他说这个过程虽然看上去很焦虑，但相反也是一种幸福，“很多画画的人没什么可焦虑的，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他的问题便窄了。我真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一直在难题里挣扎，但这个其实是好的状态。”

蔡国强会谈起小时候看到父亲在火柴盒上画故乡的绿水青山，很多年后回去，他才发现真实的故乡并没有这么美。现在，他常常会带着父亲的火柴盒，去全世界参加展览，点燃火药，他也将火柴盒追溯为自己艺术创作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通过父亲的火柴盒，他看到了艺术本身的意义所在。通过点燃火柴，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蔡国强认为自己站在一个大叉的交汇点上，用孩童般的双眼打量上方的宇宙、星空和看不见的世界，再伸手向下抓住艺术史和童年时代开始的对绘画的热爱。他的艺术世界就在这两端构成的边界内活动，当绘画到了一定程度，觉得自己过于局限于细节，把自己的格局做小了的时候，他就撒开手脚去做那些大型装置项目，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来回往复。

这个在泉州出生长大的艺术家自童年开始好奇星空，好奇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在芜杂的民间传统和信仰中找到安身立命的生命之锚，又呈现出一副无论何事都来者不拒的姿态。在每个国家做项目之前，他都会去附近的寺庙、清真寺或天主教堂礼拜祈祷，他笑称这是临时抱“神”脚——你既可以说这是一种尊重当地文化的礼貌之举，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地道中国人毫不陌生的生存智慧。蔡国强说，他的“宇宙”不光是太阳系、银河系、宇宙大爆炸这些科学概念，还包含了风水、气、生肖这些更“人性化”的面向。他经常问他那些孜孜不倦地研究宇宙和星空的科学家或哲学家朋友：“你为什么热爱宇宙？是因为在星空上有所表现，能拿诺贝尔奖，还是因为你对宇宙有着身体本能上的情感，把宇宙当做故乡一样在寻找？”

虽然这是个问句，但他自己显然属于后者。

蔡国强有一句名言：“艺术可以乱搞。”对他来说，乱搞不是指毫无章法的胡作非为，而是适当地抛开大道理和大理想，切实地把艺术做出来。在《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一书中，他告诉作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当代艺术家往往将“想到”置于“做到”更高的位置，艺术成了论述发表的媒介和社会理念的彰显工具。但在他看来，观念先行的创作态度并不可取，“做到”才是艺术。那么艺术的美学、技术或知识价值，到底哪个面向更重要呢？

“这是我说的吗？我一般不说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学术上的词。”在被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问到这个问题时，蔡国强无意讨论这些充满预设的概念，但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在意自己是否能在创作中“做到”。“艺术家要防止成熟，我就不喜欢看成熟的艺术，我喜欢朴实的情感。对我来说表现说教、成熟的感觉是要警惕的。”

蔡国强一直很喜欢格列柯，对他而言，格列柯就像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对看不见的世界和神秘性的追求，对家乡文化的顽固情感，作为“外来者”的“游牧民”精神……也是这种感同身受，将他带到了普拉多美术馆。对于古代大师艺术荟萃的普拉多美术馆来说，迫切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面对当下。这个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即在当今，为什么要做艺术、怎么做、做什么。

蔡国强认为，绘画在当下这个时代是件不容易的事。当摄影技术的普及令图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类社会再也无需依靠绘画和雕塑去记载史实时，绘画的意义何在？“如果画画还有意义，那就应该从绘画的精神去寻找。与其说我的展览呈现了绘画的精神，不如说我的展览在寻找绘画的精神。”

现在的蔡国强对自画像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在准备“绘画的精神”个展期间画了一幅自画像，而在目前正着手准备的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个展中，他计划把其中一整个展厅都用来展示自画像。他认为，画自画像就是认知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对于一个经常需要面对他人言说自己的人来说，这或许反而不是件易事，他特地让助理把他之前在公共场合中谈及自己的部分全部整理出来。而当真的被人问起自我评价时，他笑着说觉得自己是个挺好玩的但又有些矛盾的人，矛盾之处在于什么事情都只做到适可而止，而内心明明期望自己“更厉害”，“不是说做到更好——这个词不好——是可以更狠一点，更彻底一点，更极端一点。”

这也成了他对年轻艺术家们的期许：“昨天我们在上戏放映（纪录片），（我）鼓励孩子们要做‘坏孩子’，在艺术上大家要做‘坏孩子’。”

改造社会不是我做展览的理由

但鼓励别人成为“坏孩子”的蔡国强并不像一些同辈的中国艺术家那样在政治主张上充满直来直去的挑衅和攻击力。事实上，他经常与政府合作（比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29个焰火脚印、上海APEC闭幕焰火、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夜情》），也不避讳在这之中的妥协，这会让人质疑他是否还保有艺术家的独立思辨。许知远就曾问他：全球资本主义宫廷的艺术家，你会喜欢这样的说法吗？

蔡国强直言，改造社会不是他做展览的理由：“我是有感触才会做得好。就像奥运会，是因为我想挑战这件事情，喜欢把我的大脚印留在奥运的上空，让世界看到。我还是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色彩的。当然，它是帮助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时代留下点什么。但不是说树立一个大旗，号召大家向那个大旗冲啊，不是那样的。”

“艺术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多是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问题才会有希望。”他的回答非常节制。

近年来，蔡国强频繁往来于世界各国的重要艺术机构举办展览，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民间的文化大使。纵然蔡国强的作品通常具有能够同时被东西方理解、咂摸、回味的内在能量，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在多元文化中起到什么作用。“这种话说起来好像有点保守，但实际上我觉得对这种政治正确的东西要保持警惕。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热爱人民，这样的说法我们就……”他使劲鼓了几下掌，“我是比较警惕这样的。”

因此蔡国强认为自己是个个人主义者，作品中公共性的那一面，来自他与在地文化的摩擦和冲突中形成的个体意识和体验。

倒是在被问到中国当代艺术是否是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时，蔡国强下意识地流露出“中国艺术家”的自觉。他认为，整体上中国当代艺术是学习西方的，这是因为当我们用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等流派去定义艺术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西方是最早的实践者，但这样的讨论并无意义，关键是中国艺术家在21世纪时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现自己。

“西方当代艺术家也处在价值观混乱的状态，比如说9/11到现在，在我看来就没有创造出很有影响力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所以不光是我们。但我们有一点可惜的是，经济发展和国家新旧交替的时刻是可能创造出了不起的东西的时代，但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答案。这才是我们可惜的地方，而不是跟在西方后面学习——这都是表象。面对这个时代巨大的变迁，我们确实还没有创造出了不起的东西，这是事实，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