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图》（明代吴彬，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射雕英雄传》里，江南七怪数千里跋涉，终于在蒙古找到了郭靖，夜里在荒山上等着考验他的时候，不意间发现了草丛中的三堆骷髅头骨，头骨上还有五个手指插出来的窟窿，不禁大惊失色。“黑风双煞”的骷髅头道具，记得在看电视演绎时，带来的恐怖效果确实非同一般。

但要是回到明代，可能就不会有这般的恐怖效果，有一段时期，骷髅头骨还是送礼的流行呢。万历十四年（1586），王世贞在生日时为避宾客，躲在青浦的泖塔中诵经焚香，不料还是被好友张佳胤获得踪迹，派人送来了两样生日礼物：一个“异僧颅骨”，一套白玉杯盘。颅骨颇费好友搜寻苦心，尤显珍奇，王世贞于是欣然收下（《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四《赠张肖甫司马》）。颅骨即“骷髅法碗”，以高僧头颅骨作为饮器，盛净水作供奉佛祖之用（续稿卷一百八十七《张助甫》）。佛舍利供奉并不鲜见，头颅骨、头顶骨作为法器，则源于明代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番僧，所带来的流行。

顶骨数珠、骷髅法碗等，在很长时间内，是番僧进贡所献的常规物品。倪岳《止番僧疏》说：“为纠劾事内开法王领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华礼义之教。锦衣玉食，靡费钱粮。前拥后诃，擅作威福。献顶骨数珠，骷髅法碗，以秽污之物，冒升赏之荣。”（《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十三）宫廷的流行波及开来，加之番僧也有夹带的贸易，就形成了一种风尚。《水浒传》中，武松假扮行者避难，是从孙二娘处，得了一位头陀的“一百单八颗顶骨数珠”。金圣叹对这位头陀的来历，甚感兴趣：“又见张青店中麻杀一头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弥月不快。”（《金圣叹评水浒》第四十九回）番僧进贡本有定规，准其名位高者国师、头目等入贡。但各朝政策宽严不定，规定也形同虚设，成了一本糊涂账。宣德、正统间每次入贡三四十人，景泰间增至三百人，天顺间达到二三千人。由于赏赐丰厚，有很多伪造护照身份，冒充番僧来领赏的（《明宪宗实录》卷二十一）。所以，也活该金圣叹郁闷了，因为作者是照着明代的环境写的，戴着顶骨数珠的番僧，并非稀奇到必有名姓可查；况且这头陀的身份，极可能来历不明，或者本来就伪造身份，故此落单在内地乱窜。

比江南七怪更无语的遭遇恐怕是嘉靖皇帝了。嘉靖十五年，皇帝打算拆掉宫城内的佛殿，改建成太后居所，派几位大臣进去看看选址如何。结果发现里面贮藏着无数的佛头、佛骨、佛牙，有用金银盒子装着的，也有散落的。已经无法用件数来清数，只好称重，计有“一万三千余斤”（《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五月）。大臣们的意思是拿去埋了，毕竟有“佛骨”之名。但在追求长生、肉体不灭的道教徒嘉靖的眼中，这分明就是一万多斤的骷髅枯骨，还堆在寝处其中的紫禁城，怎么想都还是恨难消，于是下令拿出宫外焚烧扬弃了。

在十五年的清理佛骨后，又于嘉靖二十二年，下令拆毁了靠近宫城而建的大慈恩寺，驱逐居停其中人数众多的番僧，把这所宣德年间重建，能登高望远的宝刹名胜，拆得“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万历野获编》卷一）沈德符说嘉靖皇帝虽然驱逐了番僧，可惜他自己设醮修玄，恐怕十倍于正德皇帝事佛。但他忽略了经济账，嘉靖皇帝修玄，即使是十倍不务正业于正德，但从费用说，绝对是节约了的。我怀疑从王府上来的嘉靖皇帝是这么算账的：修仙虽然要花费，但让大臣们写写青词，也是物尽所用，总比赏赐番僧另外开销要划算。正德时，居留在京城的番僧人数已达到万人左右，而且都需内库拔银供养，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而且国师、禅师们的酒、肉类饮食补贴，由宫内光禄寺供给，一天至有来领二次三次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这也是道教徒嘉靖皇帝所不能忍的，终于把几朝积下来的大麻烦，用一句“不喜欢”给结束了。

嘉靖皇帝去了眼前烦，把京城中的番僧驱逐了，大慈恩寺拆了，但朝贡番僧人数，并没有如预算减少。嘉靖初，曾把番僧入贡人数限在三百人内（《大明会典》卷一百八），照《实录》的记载来看，并未能执行规定，还是年年超额，有多达千余人入贡的。往往是对四川地面的起送官、巡抚等，进行申斥批评了事。也有查到地方官贪污受贿，多卖名额的，但也未见严厉处罚，因为事涉“怀柔远人”，上下都有点含糊其辞应对。嘉靖十年，又改为六百人。当时加上其他女直等部，“例应一岁入贡者不下五千四百人，赏赐彩币不下五千五百余匹”。（《明世宗实录》嘉靖六年十月）

道教徒嘉靖皇帝治下，番僧入贡一项开支如此可观，到佛教徒万历皇帝时期，甚至又请番僧入宫内诵经了，但番僧入贡人数却大大减少了。这要得益于张居正的政策，如他写信给甘肃巡抚面授机宜，告知处理番僧入贡的意见，一是不鼓励，请他们不要来了。二是假如非要来，人数不可参照其他入贡的部族。三是规定时间、地点，由陕西境入，冬来春回。四是内库赏赐，都要由张居正本人审核过目（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答甘肃巡抚侯掖川》）。又多次告知宣大巡抚郑洛，让其坚持番僧本没有入贡的先例，给赏只是特恩的原则（《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三）。张居正是能臣，能定策略，又有一批忠心（臣服）于他的臣下，把贯彻他的“旨意”作为第一要务，反倒是番僧，还要通过顺义王向张居正求请，才得到入贡的机会。

朝贡体系中，番僧一项受批评最多，引起反感最强烈，耗费巨大是一个原因，而番僧居留期间的不法行为，是更重要的原因。正统年间姚夔奏章“礼部为陈言兴利除害事”中提到番僧入贡时的诸多不法：挟带私货，劳扰驿递。成群结党，行凶打人。勒要财物，强淫妇女等等（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十）。而且赏赐之丰厚，与国内民生凋弊的惨象对比，更触目惊心。如成化二年四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娄芳陈言事宜云：“如今淮、徐、河南等处人民鬻男卖女者，沿途成群，价直贱甚。甚至夷人番僧亦行收买。乞出内库银帛赍付巡视都御史设法收赎，及禁约边关，不许番僧人等夹带中国人口出境，仍给本价，赎还原籍。”（《明宪宗实录》）遇到灾年，老百姓卖儿卖女，番僧反而用朝廷赏赐的银两，沿途买入人口，带出边境（为奴），这在儒家官员眼中，实在有失国格体统，只好再动用内库银两买回，庶几不失面子。又嘉靖三年四月，当年番僧入贡总人数1423人，其中167人进京，1256人留边（就是少数代表进京，领很多人的赏赐）。同月，户部上奏，安徽、江苏地面的水旱灾荒，已造成“垂死极贫者四十五万，以疫之死者十之二三”（《明世宗实录》）。而番僧赏赐的人均额度很高，参照万历年间来看，人均4两至12两不等（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九），即七品至四品官年俸间的波动均值。这种对比，拿着俸禄的官员也很难不愤怒。

从历朝奏疏来看，有很多反对番僧入贡的大臣及章奏，除了张居正等少数几位能臣，大多也只能提供些批评意见，而提不了“建设性”意见的。皇帝们也远没有洋洋自得于“天朝”的欣喜，反而是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但也只能闭目塞听，无视入不敷出，民不聊生的现实，让这一政策懒惰地随着王朝苟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