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见图）纸本设色艳丽，牡丹一高一低两枝高者略大，牡丹盛开，还有几枚花蕾含苞待放，随风摇曳生姿。左上角题“双娇”二字，向左另一行以行楷书再题“兆铭仁兄属画，乙卯夏安吉吴昌硕时客海上禅甓轩”。接着盖的是一颗鲜红的白文印章“吴俊卿印”，鉴赏此画最重要是要弄清两个问题。

一、吴昌硕双娇图的真假；二、兆铭仁兄是谁？为什么题双娇，而不题国色天香富贵图之类？

首先是吴昌硕书画的特征。

吴昌硕早年即以书法知名于世，勤学苦练孜孜不倦，同时广读史书，在诗词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以篆书为主，早年遍临各类碑帖，钟鼎、权量、砖瓦、钱币、印章等文字，又吸取了前辈名家莫友芝、邓石如、吴让之、杨衍生的特征和精髓，故书有金石气。他在40岁后书法以临石鼓文为主，自称“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至60岁前后所作篆书日益老辣狂肆，体势流畅，章法参差错落，达到和谐自如、任意挥洒之境界。随着石鼓文的不断研习和书法的日益完善，吴昌硕开始将以篆为主、行草为辅的笔法运用于绘画创作中，其绘画风格趋于成熟，显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吴昌硕篆刻古拙朴茂，厚重细致，看上去似为“乱头粗服”，实则“细致入微”，他的印皆出己手。从秦汉古官印入手打下了扎实基础，又吸收了明清诸家之长。他所用的刻刀为圆杆钝刀，所刻的印面切、冲、削、敲并用，苍劲古朴，前无古人。在刻印前他对印稿的审视十分认真，有的要数易其稿，非到满意无可挑剔才刻石，刀刃入石如大刀阔斧，一气呵成，如入无人之境。并少加修饰，在清末民国初的印台上堪称一流，无人能与之比肩。如印章“吴俊卿印”白文，是昌硕先生在70岁前后作品中的自用印，亦是他自己的满意佳作，印章风格自汉官印中来，而又有他自己大篆的气韵，一任自然。

其盖章用的印泥也是十分讲究，除了醒目的鲜红欲滴的色泽外，似乎还有厚重的立体感，因为吴昌硕久居上海，他和寓居上海的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吴隐（字石潜，号石泉友善）多有来往。吴隐与其夫人织云都擅长制作印泥，昌硕先生十分欣赏吴隐夫妇制作的印泥，鼓励他们创办了一个企业，昌硕先生亲自指导改进配方，选定色泽，终于生产出第一个上海西泠印社的“美丽朱砂印泥”。初又名石潜印泥，其质地细腻浓厚，色泽沉着显明，时间愈久光泽愈鲜。冬不凝冻，夏不渗油，钤印在纸上富有立体感。该双娇图上的“吴俊卿印”钤用的就是美丽朱砂印泥。吴隐之子吴振平和儿媳丁卓英继承其父母的衣钵技艺和配方进行改进和提高。我庆幸在上世纪60年代初分配到古玩市场工作，上海西泠印社又称石潜印泥社就在广东路河南路口，工作上的关系有时我会到印社走走，当时丁卓英还在，但已是暮年的老太太了，她常边抽艾绒（艾草的纤维，制印泥的材料）边和我闲聊有关印泥的制作质量、有关历史故事等。上述情况正是我的亲历，这也可进一步证实该画上的印泥、印章和画的真实与可靠。至于书法篆刻方面的深厚根基，吴昌硕在绘画上可以说是后发制人、一鸣惊人。其绘画题材多以花卉、蔬果为题，又爱画梅、兰、竹、菊、牡丹、荷花、蔬果、杂卉等，其大写意承青藤、白阳、八大、赵子谦等，并凭借自身书法功力、自成一格。以书作画、强调“气势”是吴昌硕绘画的重要特征。他主张“自从书法演画法”，自称“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书法作画”“苦铁画气不画形”。因此，其作品之精神主要体现在笔墨与章法的构成和气势上。

该双娇牡丹图线条坚实挺拔，用笔极具金石味，而且篆笔之中带有草书意境，气势磅礴。画风更加成熟，用笔随心所欲，用墨干湿浓淡任之，有的用枯笔横扫纵涂，再用“脏色”复加，显得十分苍辣；有时浓淡互渗，皆能浑然一体，神化天迹，如飞如动，天机开阖，精神焕发，气振有余。

昌硕先生的绘画在70岁后变得更加圆浑深沉，常以复色或墨色交加齐下，风格趋于厚重，线条干枯仓浊，用笔似猛烈而实沉着，变化多端。该牡丹双娇图画于乙卯（1915年），昌硕先生71岁，正是他人书俱老、精力充沛、诗书画印创作的全盛时期，弟子众多，求学索画、求书的人摩肩接踵，在其影响下除国内外还遍及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从该画的章法、笔法、用色、落款书法、印章、印泥和纸张来看当是昌硕先生的真品无疑。其次，昌硕先生在该画上的上款——兆铭仁兄属画，从字面上分析应该是昌硕先生自觉地把画送给兆铭仁兄的。昌硕先生此时已是名扬四海的一代书画泰斗，能让他自觉赠画的人一定不多，而且对方必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要说明的是清代民国初被称之仁兄的不一定比自己岁数大，仁兄是当时的文人对对方的一种尊称。听到兆铭仁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汪兆铭。

汪兆铭（1883—1944），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其夫人为陈璧君。汪兆铭后来沦为汉奸，但早期他毕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革命青年，辛亥革命的先驱。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一下汪兆铭的夫人陈璧君。

陈璧君（1891—1959）是汪精卫之妻，字冰如，民国政客，原籍广东省新会。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但是她没有任何的文艺爱好。“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

陈璧君15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陈璧君家中巨富，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还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年，孙中山由日本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

在马来西亚的槟城，陈璧君见到了汪精卫。汪精卫身材高大，浓黑的眉毛下，狭长的大眼睛透出青色的异光，那身得体的白色西服，鲜红的领带，更映衬出不凡的气质。陈璧君爱上了这位慕名已久的才子。没过多久，她鼓起勇气，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求爱信。听说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去了日本，陈璧君也以留学为名，一路追到日本。来到日本后，得知同盟会正为活动经费发愁，陈璧君慷慨解囊，把家里给她的钱，全部拿出来捐给了同盟会。当时，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准备行刺清政要员。陈璧君听说后，坚决要求参加。开始，汪精卫不同意，看到陈璧君态度坚决，才勉强答应吸收她。

1909年冬，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等暗杀团的其他成员，秘密潜回北京。他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寻找行刺机会。可是，因为保密工作没做好，汪精卫、陈璧君等人这次在北京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他们的行踪被清政府发现。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则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汪精卫被捕后，关在北京北郊的监狱里。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已无人记诵。陈璧君忧心如焚，四处奔波，设法营救。陈璧君在如此境遇下仍对自己一往情深，使得汪非常感动。看完陈璧君写给他的来信后，汪精卫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他咬破手指，在信纸背面写道：“信到平安”。接着又填了一阕《金缕曲》赠陈璧君：“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续，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顾、吴是云天高义，汪、陈是江海深情，都有令人心折处。在这阙词后，汪精卫还另书五字——“勿留京贾祸”，表达了他的殷殷关爱。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宣布开放党禁，汪精卫被释放出狱。听说心上人已释放出狱，陈璧君欣喜万分。当得知汪精卫出狱后已从北京经由武汉到了上海，她即赶往上海与汪精卫相会。经过这一番生死之恋，两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1912年初，汪陈二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汪陈二人如此精彩的爱情故事，华丽的文采，革命的思想理念，在当时社会传为佳话，街头巷尾，人人称颂，难怪在1915年已是七十多岁的书画界泰斗，能为32岁汪兆铭和24岁陈璧君画这幅牡丹双娇图，以颂扬他俩的忠贞情怀，周边众多花蕾也是祝福他俩幸福美满、子孙满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