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关系是文化改革发展中始终面临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一重大问题的不断探索。

对政府与文化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文化市场在经过激烈争论后逐渐获得承认。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的经营性音乐茶座代表着经营性文化活动和文化市场重新发端。这一现象在当时曾引起广泛争论。虽然各地态度不同，但文化市场一旦发端就迅速蔓延，文化娱乐、音像、文物、旅游等市场快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文化体制改革起步，国有文化事业领域出现市场化因素，文艺表演团体、出版社、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经营性部门进入市场。

随着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针对一些消极现象，有人否认文化的商品属性，否认市场所起的作用。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也被提了出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此后，文化行政部门着手研究加强文化管理工作，发出《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促进文化市场活跃繁荣的同时加强管理，文化市场上的经营者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明经营。1989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文化市场管理局，归口管理全国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得到承认。　　

20世纪90年代，“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成为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的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政府部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的发展。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等文化市场部门初步形成，中央、省、地、县、乡五级文化市场管理网络基本形成。　　

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一些人的错误认识，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就是搞文化产业化，可以不要社会效益。1996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指导下，“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成为这一时期发展文化市场的指导原则。

新世纪重塑文化市场并明确文化市场作用。2003年，中央启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有力地重塑了文化市场格局。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多数转制为文化企业，壮大了文化市场力量。伴随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应用，还催生了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新媒体、动漫、网游等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移动网络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又使新兴文化市场进一步细分。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逐步建立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综合文化行政责任主体，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职能转变，理顺文化市场管理体制。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以纠正一些人对于市场作用的偏颇认识。

新时代对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有新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政府和文化市场的关系问题经历了再认识的深化过程，实践上在促进文化市场发展和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方面都有新的探索。总体来说，新时代认识和处理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坚持了“两点论”：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舆论导向管理、文化市场和文化资本监管，尤其是加强了对新媒体文化市场的管理，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但是，我国文化市场目前依然存在诚信缺失、自我规制能力薄弱、健康运行机制尚未形成、法治标准和手段不足、整体竞争力偏弱等问题。同时现代文化市场也越来越成为文化交流、传播的主要空间和思想舆论交锋的重要平台，社会资本和外来资本的文化影响力、价值观塑造力、媒体舆论控制力已经不容小觑。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进一步的探索中加以解决。

以社会效益为首位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关系

当前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文化改革和发展也需要更广泛、更充分地发挥市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化体制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反复强调“两个紧紧围绕”和“两个巩固”。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九个坚持”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这都为我们当前认识和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

要深化关于政府与文化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根据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双效统一”的原则对不同文化细分领域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效果进行系统调研和评估，进一步厘清文化领域中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边界，摸清政府作用的“越界”和“缺位”之处，摸清市场作用的“失灵”之处，为发挥文化市场积极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理论基础。

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审批，由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注重探索适应新兴文化行业发展需求的监管方式，避免把传统文化行业的监管方式简单地转移到新兴文化行业领域。

对国有文化资产、社会文化资本和外来文化资本进行分类管理：国有文化资产不同于一般国有资产，必须坚持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社会文化资本着重监管价值观导向和舆论导向；外来文化资本着重加强市场准入审查和监管。

大幅度提高文化管理的法治化水平，除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等新的法律弥补空白之外，已经出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等也需要配套的实施办法或细则予以完善，以统一执法标准和力度，提高执法效率，降低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主体触碰相关制度和政策的风险。

依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既要加强党对文化行业组织的领导，又要支持文化领域中各行业协会发展壮大和积极主动发挥作用，着重在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诚信建设等方面承接政府职能，提升文化市场社会化治理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称作“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并要求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两方面的优势来解决这一难题。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使政府与文化市场关系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当前，我们正在探索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才能在政府作用和文化市场作用相结合方面探索出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