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画家苏汉臣《货郎图》中鬓边簪花的男子

男士簪花，唐已有之，杜牧曾有诗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即为明证。据传，唐时科举，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们，出于多年寒窗苦读、一朝得中的狂喜难捺，往往要在长安的曲江举办一次庆祝集会，称为“曲江会”。会前，先要选派两位同科进士中的美少年充作“探花郎”，去长安各处的名园采摘时花，到宴会那天供新科进士们簪花之用。可以想象当时路人争睹“曲江会”的热闹场面。但总的来说，唐朝簪花属于个别事件，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

男士簪花，唯有在两宋时期才是一种时尚的流行，可谓自上而下蔚然成风。比如，当年37岁的苏轼就曾于一场酒宴后说自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场“花事”。

宋熙宁五年春，杭州太守沈立到安国坊吉祥寺赏牡丹，随行者中，就有上任杭州通判不久的苏轼。那天，春和景明，花气袭人，诗酒乐作，好不热闹。座上共53人，大多酩酊大醉。令人称奇的是，那天的赏花酒会，围观的杭州市民竟达数万人之众。几万人围观几十人喝酒，这是什么阵势？想必吉祥寺附近的交通基本瘫痪，大批治安人员也十分忙碌吧？关键是那天的大小官员，包括苏轼在内，可能是酒酣意足、兴致盎然，居然头上都簪着花。女人簪花无可厚非，是一种风情和风景，问题是男士们簪花，且都为政府官员，颇让今人难以想象。我估摸，那天他们极可能头佩牡丹，为何？因为那天他们赏的就是牡丹，且牡丹也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如此说来，那份魏紫姚黄的绚烂是可以凭空想象的了。有人可能会问：果有此事吗？那得看你信不信苏东坡，因为此事的记载见诸他自己写的文章，名为《牡丹记述》，不妨查阅。

不管怎么说，宋代男士簪花史上最盛（至明清已式微），这倒无关乎宋人的性情风流或独特癖好，而是当时的一种风俗使然。究其因，和才子皇帝宋徽宗是脱不了干系的。拿现在的话说，在簪花这事上，他是“始终站在了时尚前沿”，起到了引领和垂范的作用。比如，这位皇帝每次出游，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不仅自己簪花，作为标配，护驾的下级官员、警卫侍从也是人手一朵。可以想象，那年头汴京的百姓，时常有机会看见一长排步伐整齐的皇家卫士，从宫门中“花花”而出的奇异景象。

宋徽宗做皇帝实在不是一块好料，这被后来的靖康之耻所印证。但他书画皆能，堪称大家，甚至还精通花道。据载，他花了不少功夫亲自制定与簪花相关的实施细则：比如赐给贴身卫士每人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别小看这枝金花，每天晨起，大内卫士们揽镜佩花，就如同持有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大内。翠叶金花是一种皇家标识，对民间则是禁忌。《水浒传》第72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说的就是小旋风柴进，靠一朵翠叶金花才混进睿思殿的。

起初，簪花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不过风气一开，就得考虑底层的民意。老百姓逢年过节或搞庆生什么的想簪花就不可以啊？为一朵花而让老百姓不爽值得吗？庞大的市场需求，加之顺应民意，没理由不大力发展花卉养殖业呀。于是取消“花禁”，簪花这档子事就渐渐普及开来了。无论达官公卿、诗家词人，抑或一本正经的理学家和大刀片子霍霍的赳赳武夫，都是人各一朵鬓边花。还得说《水浒传》，大名府小押狱蔡庆，“生来爱戴一枝花”，虽然是专司行刑、横眉怒目性子刚烈的“刽子手”，却成天打扮得花里胡哨，人称“一枝花”；病关索杨雄，也是“鬓边爱插芙蓉花”的；至于梁山一群小喽啰，则胡乱地在头上插些不知名的野花。不过，用什么花还得按时令来，比如重阳节肯定插菊花；五月里不妨插朵石榴花；大好春色中除了牡丹花以外，桃花和梨花也是不错的选项。

南宋时，在庆贺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八十华诞的御宴上，“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诗人杨万里描述了这场盛会的情景：“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此番描述，令我此刻微阖的眼底，隐隐浮现出一个花团锦簇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