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中国的“陶瓷之路”不晚于唐朝时就开启了。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黑石号”沉船，打捞出几万件瓷器，以长沙窑为主，经考证为9世纪上半叶制品，证明唐朝时已经有大量瓷器向外输出。不过，在明代初期之前，以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甚至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大规模影响，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这一时期，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了新航线，大大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典型的标志是始于17世纪初的“克拉克瓷”。正如我们在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中看到的几个瓷盘，克拉克瓷大多数都是以青花描绘，一个显著特征是，盘口一圈被小点线或葵花茎分隔为一个个独立区域，像是一扇又一扇窗户，叫作“开窗”，每扇“窗”里的风景都不同，山水、花鸟，甚至文字，仿佛要借这方寸之地极尽可能地炫技。这种装饰手法后来在内销瓷器上也大规模使用，就连清代官窑有时也烧制。

克拉克瓷因此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个世纪里成为瓷器贸易的最大客户，每年从中国运出的瓷器超过60万件。数量之大，实在惊人。这股狂热很快传遍欧洲，特别是在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的康雍乾时期，这条瓷器之路更是兴盛。中国外销瓷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百万件，而且价格昂贵，被称为“白金”。

可以说，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商品”。作为瓷器之路的起点，中国的制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其独家奥秘延续千年，世人莫不趋之若鹜。而且，在东西方贸易史中，茶叶和丝绸虽然更大宗，但它们完成的都是“输出—接受”的单向旅程，若论跨文化的交流、渗透、影响、融合，则非瓷器莫属，也难怪要以“china”来命名这种器物了。

放在跨文化的视角去观察，更能清晰认识中国瓷器的内在价值，看清它的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事实上也如大英博物馆馆长麦克格瑞格所说，“瓷器的历史是全球对话的历史，其对制造技术和日常生活、人文风尚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双向的”。从这个意义上，瓷器之路完成了东西方交融的一个“文化大循环”。

西方世界对瓷器的痴迷和对中国的幻想相互交织。在此之前，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马可·波罗写于1291年的著名游记，尽管人们对他的所见所闻半信半疑，但他五光十色的描述仍然提供了新鲜而奇异的幻象。比如他提到一座城市，“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别处没有；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在这座城市，瓷碗到处都是，且价格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是西方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瓷器。马可·波罗将几件瓷器带回威尼斯，也从此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漫长的“瓷器病”。

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人类制陶的历史由来已久，只要有黏土，加上一定的条件，原始先民就可以烧制出陶器，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创造。但是，从陶到瓷，几乎像是被施了“炼金术”，演变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物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制法为中国人所独有，作为器物的china与作为国家的China相互映照。然而，随着瓷器贸易的全球化，制瓷技术的全球化终究不可抵挡。

欧洲人开始用各种材料实验，尝试复制出这种坚硬的半透明白色瓷器。第一件欧洲硬质瓷器诞生在德国迈森。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人威治伍德开创流水线制瓷模式，不仅快速占领欧洲市场，也开始与东印度公司带过去的中国瓷器一较高下。到了18世纪末期，中国瓷器唯我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1792年，英国国王以为乾隆皇帝助手的名义派出庞大使团，经过10个月航行到达中国。使团带去大量精美礼品，期望与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在长长的礼品清单里，有一件物品并没有被乾隆皇帝重视，那就是英国威治伍德瓷器。而就在同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回头看，这个小插曲颇有象征意味，这不只是两大瓷器的第一次“碰瓷”，更是两大文明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