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泰丽莎·姆素可。

吃鱼的鸟。皮利必利。

非洲艺术和现代-后现代艺术作品之间有许多形式上的共性，它们追求抽象，使用简洁粗粝的线条与形式，摹仿超验的灵魂体验，许多现代艺术家也曾从非洲等土著文化中吸取那种原始主义的创作灵感。但与被众多文艺评论家研究的现代艺术作品不同，非洲艺术研究一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艺术家与艺术品的知名度也远不能和西方艺术相提并论。这其中除了文化上西方中心的偏向外，还有许多非洲艺术自身的限制因素。首先，有很多非洲民族的语言至今仍没有书面文字，这让人们在理解某些艺术品的创作意图时遭遇了极大的障碍，当口口相传的历史与神话背景失传后，不少雕塑与涂鸦作品便只能沦为一种单纯的形式。而长期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让非洲艺术只是承担着表明身份的象征物的作用，例如阿肯族为皇室成员制作的“阿司匹姆”（asipim），一种地位越高，底座越高的坐椅，或者在国王身上层层叠加的项链与金镯。

如果不为世俗皇权而制作艺术品的话，那么，剩下的艺术家也把精力投入到了占卜与宗教用品当中。面具是非洲非常兴盛的艺术品形式。几乎每个非洲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系统、语言、宗教信仰、占卜习俗，精湛的工艺被投入到了面具、人像、宝座和权杖当中，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艺术家的个体表达长期以来无法得到解放，单个的作品也很罕见，雕塑、器具、彩绘几乎都以组装的形式出现在典礼中。所以，当大量非洲艺术品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它们带来的感觉是——形式上颇具趣味与想象力，但又有很强的相似性，仿佛永远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文化隔阂与自身限制让非洲艺术在跨文化解读时变得难以传播。而当代的非洲艺术家则更多地与西方现代艺术接轨，在另一种语境中延续非洲的文化色彩。

撰文/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