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虚拟技术的实现，古老的文物进入虚拟世界，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不怕刀斧，不惧水火。备份如果足够多，战乱和贪婪也无法将它们毁灭。

如今3D打印的兵马俑可以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乌镇，沙漠里的敦煌壁画能够投影到上海；故宫的端门数字博物馆里，当手指从宽7米、高4米的触屏“多宝阁”上滑过，本该在玻璃展示柜后纹丝不动的瓷器和书画，会在指尖旋转跳跃，每一处细节都清晰可见；而震惊世界的巴黎圣母院火灾后，其重建的希望就躺在美国瓦萨学院已故建筑历史学家安德鲁·塔隆的硬盘里。

历史在二进制的世界中有了新的模样

安德鲁·塔隆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他收集了巴黎圣母院超过10亿个数据点的信息，“点”堆成了“云”，“云”成了3D数据模型的基础。巴黎圣母院最终变成了超过70T的数据。

数据太过庞大，甚至无法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只能当面交付。2013年到2014年，一部分数据被展示过。而更多的数据，都存在瓦萨学院的硬盘里。

此次火灾之后，瓦萨学院院长乔恩·切内特说，如果塔隆的学术研究能以某种方式，交给那些“将承担重建大教堂艰巨任务的人”，将是对这位优秀学者最合适的纪念。毕竟，塔隆“曾为巴黎圣母院付出了那么多”。

塔隆于2018年11月18日病逝，直至去世前，他都在这座有800多年历史的大教堂中，用无人机上可以360度拍照的球形摄像机进行拍摄，收集大教堂的全景数据，以及建筑细节图。

去世后，他被认为是“将新的数字技术引入到中世纪建筑空间的考古分析和再创造中”的人。

新技术的光正越来越多地照进古老的文物。美国的盖蒂中心将1500张老照片数字化，它们记录了1863年到1915的中国与东南亚历史。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 Collections)上，超过5400万条文化资源可以免费查看，包括图片、文本、影音和3D文件，这些资料来自欧洲3300多家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和档案馆。汇集整理这些资料耗时8年，优先被数字化的作品，主要包括欧洲古代的书籍、手稿、艺术作品等。

科学家让历史在二进制的世界中有了新的模样。点开网页，我们能窝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翻阅大英图书馆收藏的570幅达·芬奇高清手稿，浏览梵蒂冈图书馆里的7.5万册抄本、8.5万册古印本和110万册藏书。我们也能隔着千山万水欣赏古希腊士兵的头盔，甚至穿越千年时光，踏入早已不复存在的拜占庭式城堡。

敦煌研究院从1993年就开始了“数字化保护”方面的探索。敦煌30个洞窟中，10个朝代4430平方米的壁画，都展示在“数字敦煌”的项目中。如今，敦煌文物的数据与过去的文献资料一同汇总成数字化资源库，在互联网上向全世界共享。

打开资料库，点击鼠标，你就能在30个洞窟中全景漫游。带上VR眼镜，敦煌的壁画就将出现在周围。2015年的一场展出展示了莫高窟尚未对公众开放的220号洞窟。墙壁上因氧化而变成黑色的佛像，和大多数人无缘见到的胡旋舞壁画，都近在眼前，观众甚至能看清壁画上排箫竹子的纹理。借助数字技术，观看者能够随意放大壁画上的任何部位。

对文物的数字化处理并不简单。为了重现巴黎圣母院，塔隆把大约50个激光扫描仪放在这座教堂里，测量每面墙和柱子、凹坑、雕像之间的距离，被他记录到的数据甚至包括这座老建筑原有的缺陷。塔隆用“火车失事现场”“一团糟”来形容大教堂的西侧，2015年他告诉《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教堂内部支柱是错位的。

“(他想)进入建设者的头脑。”塔隆的学生林赛·库克形容自己的老师。这位学者最爱的，就是在老建筑里发现墙上的小裂缝、不够笔直的柱子、甚至是泥瓦匠留下手印的地方。塔隆的同事提到，在扫描巴黎圣母院时，他会尝试爬进任何“能够进入的空间”，包括楼梯井、屋顶和拱顶，“他热爱这些建筑，并希望更好地理解它们”。

塔隆细致的工作，如今成了巴黎圣母院精准修复最大的指望。在此之前，游戏公司育碧都在《刺客信条：大革命》里用了巴黎圣母院模型，但网友似乎更信任塔隆。毕竟，育碧的巴黎圣母院，曾经把玩家“卡进过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