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梅花绣眼图》

笔者认为，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写意与工笔的优长与关系。写意与工笔尽管面貌相去甚远，但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同属中国画脉络，可以理解成国画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写意画其实是从工笔画发展起来的——有说法称，多用于工笔花鸟的双钩技法衍生出了没骨技法，小写意在没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进而又开创出大写意的面貌。而将工笔等同于格调、境界不够高的“偏见”，更应当破除。如今备受推崇的宋画，占据主流的正是工笔。宋徽宗引领的艺术“黄金年代”，网罗的一大批名家如崔白、赵昌、李嵩、李迪、林椿、苏汉臣等，哪个不是以工笔见长？

当然，写意画衰退导致的国画“偏科”亟待扭转。但这一现状的扭转，可能没个十年二十年难以见效。针对写意画的人才培养，也急不得。能不能画好写意，很多时候与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相关，不少画家越到晚年越是追求拙朴的真性情，越是画得自由洒脱。在笔者看来，更应该唤起的，是国画中的写意精神。它可能未必由写意技法所带来，但指向的是如美术史论家陈履生所言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意”的审美，一种更高境界的会意表达。

笔墨当随时代，进入当代的国画需要变化，需要创新，也需要拥抱鲜活、饱满的现实生活。无论画什么，重要的是能够不拘泥于即目所见，画出超越现实的会意表达，形成高于生活的诗性审美，这也是国画最应当被继承的精髓。吴冠中的国画与传统国画中的写意看似相去甚远，可谁能说他笔下的小桥流水、苍松古柏没有写意精神呢？就连他画油画，扑面而来的都是东方意蕴。当代工笔画名家何家英的代表作《秋冥》，极为精细地描绘了金黄色的白桦林下一位抱膝沉思的女孩，这澄净、深邃的画面是富于诗性的，分明让观者感受到画者内心的情绪触动。而近年来大多数工笔画之所以令人失望，缺失的正是这种写意精神，太过追求物象的表面形态，俨然画照片，却不见内在精神和意蕴。

由此可见，今天的国画创作者们，与其非要将工笔与写意分出高下，不如沉下心来，厚积薄发，就以擅长或是画得最有感觉的技法不断探索，为画面注入对于现实物象的深入理解，对于人生、世界的独特感悟。中国画的境界，讲究内观，讲究心性，笔下画面从能品、妙品进阶到古代画论尤为推崇的神品、逸品，密码或许就藏在其中。（范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