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军垦农场锻炼、北京外语学院进修后，1973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苏欧司苏联处处长田曾佩（后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主管司长于洪亮（后任驻苏联大使）找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还特别指出，从此开始，我已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文装解放军”。

领导谈话后我很激动，虽然对有些话的深刻内涵还理解不透，但知道很重要，必须严格地照做。后来知悉，这些都是周总理对外交人员的指示要求。

1973-1979年，作者（后排左4）在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实习，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到怎么坐车等等，老同志们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领导谈话中，要求我深入钻研业务，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不可替代的专家”。正是在这些外交前辈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的熏陶呵护下，我才得以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想起刚走出校门时，自以为满腹经纶，参加实际工作之后才深切地感到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远远不够。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办公室里补课学习。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加压担子——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代表团的联络员，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上的要求十分严苛，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因誊抄上呈文件字迹潦草，曾受到醍醐灌顶般的批评。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全然不知抄写文件的份量。我很快龙飞凤舞地抄好，也不核对就交差了。领导没看完，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这样歪七扭八的，抄成什么玩意儿？不会写字，买本字帖练好后再抄！”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钻到地底下。

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消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呈周总理的文件，怎么能抄写得这样随意呢？”接着，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总理办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笔誊写的，非常工整，字也好看。上面用铅笔划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标点，包括原先错的都改了过来。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批阅并随手留下的印记。总理日理万机都如此严谨细致，使我感慨不已，赶紧拿回来一笔一划重抄。

这是我入外交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从中体会到，不论做什么事，尤其搞外交，必须认真精心、一丝不苟。后来，我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时时记着这个教训，并对青年现身说法，强调严师出高徒。

出处 |《别样风雨情缘》（2019年出版）等外交回忆录

本文作者 | 周晓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