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开始改变一个时期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冷局面。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到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在继续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明确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在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

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他对黄华外长说：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钱其琛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向驻京中外记者发表谈话。

3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向驻京中外记者发表如下谈话：我们注意到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总共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因为此前我们奉行“以苏划线”的政策，只要“苏修”对华所说所为，不是抗议就是批判，怎么会去注意听呢？更谈不上重视对方的实际行动。这极为平常的“注意”二字，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确实隐藏有不同寻常的玄机。外电评论称，这预示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1982年7月，邓小平同志指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

他还要求，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信息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也关心中苏关系改善。认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强调我们提出上述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愿就此同苏方交换意见。至于交换意见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

这个重要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苏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的猜疑，于是决定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驻波兰使馆作掩护。当时我在使馆研究室工作，也是后来才知道相关情况。

1988年12月，于洪亮大使（前排左1）陪同钱其琛外长向苏联无名烈士墓献花。

8月10日，于洪亮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我使馆面见苏方主管副外长。于司长是老山东，11岁就参加八路军, 为人沉稳随和，说话幽默，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于”。会见前，他对赵希迪翻译说：“到时候万一我说错或说漏了什么，你不要管，照你准备好的俄文对外说。”翻译答：“明白了，放心吧！到时候你哪怕是背诵唐诗，我也照准备的俄文说。”

会见时，于司长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说帖全文，伊利切夫副外长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但并未觉察到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做出的回应仍然是惯常的外交辞令。当时陪见的“中国通”贾丕才司长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8月20日，苏联外交部以备忘录的形式做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顺便说一下，老于完成这一重任后不久，自1983-1991年先后出任驻波兰、苏联大使。

出处 |《别样风雨情缘》（2019年出版）等外交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