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一谈又是七年。中方特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为伊利切夫副外长。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在磋商过程中，中苏双方针锋相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高调批驳。

1982年，中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政治磋商。

在谈判中，双方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苏方则指责中方是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中方反驳说，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而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不解决“三大障碍”就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并将苏方的主张比喻为“水中月” “镜中花”。

我们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应找越南谈，柬埔寨问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中方回应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正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撑腰，越南才敢于侵柬反华。苏方提出，苏中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则表示，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围绕“第三国”等问题，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扯皮，不知论战了多少个回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被称为“聋子对话”。

1985年，参加政治磋商的中苏代表团在北京郊外参观（前排右1为钱其琛，右3为伊利切夫，右5为苏联驻华大使）。

不过，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中苏边界谈判有所不同，双方都心平气和，并未红脸吵架。而且，正如钱其琛所说，“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 “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政治磋商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对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86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做出实际松动，我们也予以积极评价。经过多轮磋商，1988年8月双方达成内部谅解，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解决。然后，双方商定中国外长访苏，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半正常化”（邓小平语）。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双方都十分重视。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等陪同。

代表团一行十人，下榻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国宾馆。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小楼。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热情周到。抵达当天，双方就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主要还是围绕柬埔寨问题。

中方主张，在双方已达成的内部谅解基础上，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形成《共同记录》。我方强调，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

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不愿明确承诺促越撤军的期限。

双方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卡住了，如不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就成了问题。第二天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怎么办？当天，大家都很着急，睡得很晚。

我的房间靠近门口，正好在二楼主卧室下面。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上的来回脚步声吵醒了，看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可能是钱部长因考虑如何走出这一僵局而未能入眠。

天亮后，钱部长与戴秉国、李肇星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对策。外交官都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在外方的室内讨论工作事宜。此处便是“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这句经典的背景。

早餐时，代表团成员都在一楼中间的餐厅里吃饭。就在餐桌上，钱部长拿出苏方提交的共同记录草案，当场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交给戴司长，说马上找苏方谈，尽量按此达成协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中苏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正是钱部长彻夜想出的折衷方案。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钱其琛。

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双方的情绪都很轻松。在谈到两国关系时，戈氏主动表示，在已经过去的某个时期，苏联也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这是继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向中方承认错误。关于中苏高级会晤，戈尔巴乔夫说，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钱外长表示，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这样，期待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终于谈定，访问的主要任务业已完成。

会见结束后，苏方代表团的朋友邀请我方工作人员到十月革命宾馆（后改名为总统宾馆）喝咖啡。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过“电影渠道”，曾以借放苏联影片为名相互传递信息的老伙伴瓦洛佳（科尔什），突然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今天确实值得好好庆祝一番。大伙儿都表示赞同，一起开怀畅饮。我提议：“为访问成功和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干杯！”刚干完，维塔利（沃罗比约夫，外号为“麻雀”）则兴奋地用中文补充道：“咱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正常的，应再喝！” 不爱喝酒的我，也只好豁出去一干而尽。

出处 |《别样风雨情缘》（2019年出版）等外交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