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象NO.8 彩墨宣纸 124cmx76cm 2023

黄骏的作品源于人体的水墨写生。在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中，笔墨作为一种语言系统，已趋于高度成熟，具备了极为系统化与程式化的特征。人物画作为中国画专业中颇具挑战性的一科，不仅需要习得西方绘画的造型技巧，还要求在传统山水、花鸟画中汲取养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现代绘画中分离派、表现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立体派的学说与形式的精神内核，也激发了艺术家对传统水墨技法的重新审视与融合。

前沿观念与传统理路在黄骏笔下碰撞出了一种不可把握和判断而引起的模糊感，但正是这种模糊带来了想象与对话的空间，突破了观者对传统水墨画表现的固有认知，随之意识到人心具有一种把握无限的超感性能力，能够藉由水墨语言转化为对自身的自豪和崇敬的快感。

因而，“三让”指向了艺术家渐明的⼼象：第一“让”是个⼈创作与⽂明的经典同⾏；第二“让”是实验与传统笔墨的共鸣；第三“让”是将作品的阐释留给观者不断变化的感觉。

画要用眼睛来看，可以把空间并列的对象同时摄入眼帘，尤其是对人描摹，往往包含着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瞬间。一个具有突破性的笔墨语言，所蕴含的不仅仅是艺术家重新审视书写性绘画方式与表现主观意念之间的内在结构，也是一种笔墨语言系统的更新，在对表相重组再现的过程中，指向了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一种对艺术的认识与态度，一种审美价值。传统笔墨技法与当代艺术语言的结合，使当代水墨人物画不仅停留在绘画的视觉层面，还包含着回归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功能。

人物画的支点

“⽔墨性”重构建立在传统⽂化与现代⽂化对话的过程中，通过反思和重新诠释传统⽂化的核⼼价值观，找到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新意义，并对其进⾏结构性调整。在讨论主题性历史画与当代艺术语言的视角转换时，黄骏曾谈到“笔墨塑形”作为中国画的技术特征，是一种精神符号，体现了“技以载道”的审美境界。然而面对西方视觉推理体系，传统笔墨的程式化样式虽能构建整体画面，却可能制约视觉感知的理性推理。因此艺术家“首先应具备类似‘涅槃’的勇气，同时让笔墨构成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和陌生感，从而来反观笔墨在画面视觉表现中的另一种可能”。

黄骏的艺术实践，无疑是在进行一次深刻的文化对话与艺术创新。无论是1999年的《老人像》到2015年的《交失的人体》，亦或是近两年所创作的《空山》、《秘境》系列，都是艺术家通过对传统绘画语言的深度提炼与实验性应用，拓展⽔墨媒介的表现空间，让水墨承载更为宏⼤的主题和更为复杂的叙事，并在深掘本质与实验探索中寻找到当下中国人物画立足的支点。

“礼”作为一种社会功能，长期以来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中国古代宇宙空间象征映射人间的社会秩序、人文伦理。因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下“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在这个意义上，本次展览的主题“三让”表现出了回归经典的一种宏大的关切，一种社会秩序内化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感染力。因此，在“黄骏：三让”展出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柔性的水墨材料晕染出的刚强的人体，人类与命运争斗中由内生发的坚毅精神，以及史诗般戏剧的感染力。

在谈及主题性历史创作与当代艺术语言的视角转换时，黄骏曾提到：“中国艺术的当代视角与西方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语言变革，而是试图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与伦理价值，这是一种复合的视角。”世间万物乃为宇宙，宇宙浑然合一，笼罩一切，并由此向外无限延伸出整体的秩序感。在黄骏的作品中，天地万物的变化与人体的结构相互呼应，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当代水墨实践中寻到回归传统绘画理路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时代气息和历史厚重感的水墨表达，创造出震撼⼈⼼的艺术效果。

“传统可以笔墨为之，也可作为媒介生长。”藉由“黄骏：三让”展览勾勒出数十年的艺术轨迹，水、墨与宣纸的交融渗化，造型、构图、空间与明暗关系的细腻调和，叠加出时空交错的画卷，水墨之风、史诗之风与创造之风交织，传统与当代激荡，挥洒出奔放淋漓的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