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天宝年间（742—756），唐玄宗在长安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清水秀、妙趣横生的嘉陵江，遂命“画圣”吴道子前往写生。

吴道子漫游于嘉陵江上，却没有画一张画，连一张“速写”都没有。

当吴道子回到长安后，玄宗想看看他的画，他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写生的方式。

所谓的写生，不仅是面对自然景观的实对之画，“并记在心”的记忆也是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主要的方式。

正如，五代顾闳中受李后主之命画韩熙载夜宴的景况，顾闳中也只是悄悄地躲在边上，细心观察，将韩熙载等众多的形象记在心中，表现出了超强的形象记忆能力。由此，《韩熙载夜宴图》就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

至于吴道子后来受玄宗之命为大同殿作嘉陵江山水壁画，他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玄宗看后大为赞赏：“极其妙也。”

吴道子之妙在于没有囿于他所看到的具体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而是把握住了嘉陵江的整体气势，这就是中国美学所表述的“气韵”，而非迹象。

显然，历史上的写生并不全是对着实景的画，与20世纪以来受现代美术教育影响的写生全然不同。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可染、张仃、罗铭开始了户外写生，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他们的写生不仅开拓了他们自己的艺术道路，也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艺术风尚，通过写生，改变了过去只有通过临摹才能获得造型与笔墨基础的传统。

中国传统中的临摹表现出了一种明确的师承关系，而“血战宋元”的“古意”也就成了一种标榜。这种陈陈相因使得中国画缺少时代新意，所以，难以面对新的社会需求。

而李可染等同时代画家通过写生，使画面中出现电线杆、公路、水库、烟囱、汽车等具有时代符号特点的新的事物，突破了中国画在表现新的时代主题方面的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