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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殷商”火爆开展,一文回顾百年前殷墟是如何被发现的?

2025-05-20 10:13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作者:米艾尼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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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小屯村附近的挖掘现场。

在小屯村,董作宾还被告知,除了古董商在大肆收集,外国人也对甲骨文特别垂青。为了发财,村民们大都投入到其中。村上有个地主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宝队,正儿八经地干起来。一见此景,邻家也不示弱,也雇人干起来。两家发生了冲突。主人一招呼,双方拉起架子,竟要决一死战,后来还闹到了官府。县官下令,谁也不得再挖“宝贝”,这才偃旗息鼓。

但是当地并没有就此停手挖“宝贝”。很多村民给他看了准备出售的有字甲骨,他用三个银元买了一百多块。

董作宾在小屯村雇了一个青年人为向导,对方领他到了一个凸起的沙堆旁,称这里挖出过甲骨。这个沙堆和罗振玉1915年访问这里时的描述完全相反。罗振玉的日记中说,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种的棉花田下,而洹河边的沙堆是不能耕种的。可见罗振玉所见并不完全,他所说的甲骨文已被挖尽言之过早。

随后,董作宾又找到罗振玉提到的棉花田。田里的棉花长势正旺,畦埂间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个新填上的土坑。在其中一个坑旁,他捡到了一块没有字的甲骨。显然,这是一个近期挖掘甲骨文的土坑,无字甲骨因为没什么经济价值被随手丢弃了。

在那个炎热的1928年的夏天,董作宾给傅斯年交上了一份开启殷墟考古历史的报告,称“吾人可由此次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

“确犹未尽”这四个字,给傅斯年吃了一剂定心丸。

殷墟首掘

傅斯年得到董作宾“确犹未尽”的报告时,李济刚刚回国,还没有得到考古组主任的任命通知。而此时的傅斯年和董作宾两人,都已经为初步调查的结果兴奋不已。小屯村的地下还埋着价值难以估量的历史宝库。

董作宾的积极性更高,他制定了一份试挖掘计划,准备在“踩点儿”的基础上实地“探宝”。傅斯年当即同意,并为此拨付1000银元的经费,购买了全部田野考古所需的设备,包括测量仪器和摄影工具。

董作宾原本只带着表弟王湘等两个助手到河南,后又从上海请了一位测绘员,河南省政府很是支持,把郭宝钧等两人派来做帮手,一行六人前往安阳。

有教育厅大员郭宝钧陪同,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热情款待,提供了食宿等所需。安阳县政府还从县自卫团派出一队士兵,随同考古队前往小屯,并驻扎村里,保护发掘人员、看守发掘现场。

在小屯村,董作宾雇佣了15名村民,负责挖掘。

15名村民是庄稼汉、壮劳力,挖坑没问题,他们当中有不少也挖过甲骨,但对考古挖掘的专业技术可以说一窍不通。试挖小组的六个人,即便是董作宾这样的历史学家,讲到考古挖掘,也是头一回。没有一个“行家”,一群人只能边干边摸索。

1928年10月13日,发掘殷墟的第一铲土挖了下去。

董作宾很快发现,就连最基本的挖坑,他也不在行。

第一个坑的位置很难说有什么选择依据,只是在曾经出土甲骨的地域大致选择一块地。

董作宾的设想是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但有挖掘甲骨经验的村民否定了他的设想。

当地人都是挖长方形的沟,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尺度,铁锨、抓钩用起来方便;可以架辘轳,坑深时出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方便。

董作宾倒是从善如流,马上按村民的建议改变设计。可是挖了一天,把土都筛了一遍,一块甲骨也没有。

正在气沮,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一种中药材),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向下挖,很快能挖出一丈来深的一个小洞,将地下深处的根茎取上来。

这种向深处挖掘速度奇快的工具引起了董作宾的兴趣,当即谈好工钱,请这位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

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黝黑,字迹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板229件,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颇丰。

董作宾十分兴奋,绘制《二十四坑之土层及其出土器物图》,开始注意到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相关信息。

11月,董作宾等人带着第一次发掘的收获,兴冲冲地返回开封,与刚刚上任的考古组主任李济会合。没想到,李济虽然也对大量出土甲骨文表示惊喜,同时却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第一次发掘殷墟的挖掘方式。

李济在后来的著作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一次试挖“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捡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绪乱,一无记载。”

傅斯年对第一次试挖的过程和结果也不是完全满意,李济后来回忆,傅斯年说:“我等此次工作的目的,求文字(甲骨文)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

只是寒冬已至,第一次试挖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只能就此终止,静待冬去春来再进行第二次发掘。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只能把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做学费。

但是,董作宾这次以甲骨为主要目标、带有探宝性质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结束了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家时代,更为后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开启了道路。

李济和董作宾的第一次碰面,就产生了一个否定的结论,似乎并不愉快。而实际上,这两位学者都有足够宽阔的胸襟,业务、学术的探讨、争论开诚布公,毫不影响个人关系。

董作宾对李济的批评也虚心接受,两人还达成了一份“君子协定”:旧历新年后到安阳再联手搞一次试掘,董作宾研究其中的甲骨文,李济负责所有其他的出土文物。

1928年12月,李济正式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从此殷墟考古发掘迎来了“掌门人”,李济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与此同时,傅斯年做出调整,把发掘组更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

“科学”的考古

1929年春,李济主持的第二次殷墟发掘开始了。

正如发掘组新的名字一样,这次发掘明确把殷墟作为发掘对象,而不是单纯地挖掘甲骨,考古方式和工作原则发生了质的变化。

发掘之初,李济就提出考古不能有挖宝思想,“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

这次挖掘中,李济提出了“科学”的考古概念:“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问题、必须有方法、记载必须精确、必须无成见、必须有耐心。”

在工作中,李济聘用了专业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了测绘,以便更准确地描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地图。

他又在遗址内的若干地点以挖深沟的方法进行挖掘,主要的目的是要清楚地了解地层下地表的情况,以便找到甲骨堆积的特征。

此外,他还系统地记录和登记了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的堆积情况和层次等等。

每个参加挖掘的工作人员也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以及田野工作中发生情况的“工作日记”。

同时,李济给大家立下规矩,“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成为所有中国考古人心中最神圣的戒律、底线。“考古不收藏,收藏不考古”至今仍是衡量一名考古人的最基本的标尺。

1929年春季,李济他们一共挖出685片甲骨,对村南、村中和村北的麦地、棉田进行了地下情况调查。挖掘结束后,他们把大量的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到北京。此时,创建于广东的史语所已经迁址到北京了。

自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疯狂盗掘已让殷墟千疮百孔,但谁也不会留心、收集与甲骨一起出土的“残陶碎骨”,更不要说那些挖出去的不同颜色的土层。只有受过人类学、考古学专门训练的学者,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边角料”上。

李济撰写的第一篇殷墟考古的论文《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关注的就是土。论文首次提到了“地层学”的观点。他根据考古过程中的发现和记录,认为殷墟的地下堆积分为三层:最深层是殷商时期的文化堆积;覆盖其上的是分散众多的隋唐墓葬;最上面的是现代堆积层。

董作宾亦是殷墟考古自始至终的核心人物,他直接参与、主持的发掘就有八次。而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著名专家、“甲骨四堂”之一,他最大的成就当然体现在其甲骨学研究上。

董作宾最值得敬仰的研究成果当属《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及《殷历谱》。前者完成于殷墟发掘期间(1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研究的十项标准,把甲骨分为五期。从此甲骨学研究有了精准的年代学依据。这样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就是科学考古的成果。

考古学家的摇篮

殷墟发掘从第二次开始走上科学考古的正轨,本该就此提速,没想到,当年秋季的第三次发掘就遭遇了横生的枝节。

历史语言研究所遭遇的最大一次麻烦发生在1929年到1930年之间。

殷墟发掘开始之时,中研院和河南地方政府曾在出土器物的归属和保管上有所约定,出土文物主要交给河南地方部门保存。

但在1929年春第二次考古发掘之时,李济等人就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

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的发掘集中在春秋两季,因为冬季天寒地冻,不具备野外考古的条件,夏季雨水过多,对挖掘中的历史遗迹容易造成破坏,所以这两个季节被回避开了。

考古人员在乎季节,盗掘古物的人可不在乎。考古人员不在的夏季和冬季,成了他们大肆挖掘文物的时机。

最初,安阳的盗掘仅仅集中在甲骨上,主要参与的人是古董商,销售市场以北京和天津为主,开封也是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盗墓的规模迅速扩大,几乎所有类别的安阳遗物,都成为盗掘者的目标。

殷墟的第二次发掘成果颇丰,李济和董作宾为了保护出土文物免遭破坏,把部分文物带回了北京进行整理和研究。

这个做法触怒了地方政府。

率先反对的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他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

这场殷墟文物之争,让李济等人在安阳的第三次挖掘中断了三个星期。

殷墟考古陷于停滞,1929年底,傅斯年赶到河南开封斡旋,对李、董二人的做法进行了解释,并且承诺史语所绝不会独占文物。

然而,在此期间,何日章已经在安阳组织了新的挖掘,这次挖掘一直持续到1930年的春天,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虽然这场政治性的干扰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中的很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

国民政府立法院确实在1930年6月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一条规定: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都无权发掘。但是,在地方势力割据的政治环境下,安阳乃至全国的古物市场都没有严格贯彻这项法令。

1930年以后,以面向欧洲和日本买家为主的洋庄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山中商会甚至曾派员专门坐镇安阳。

在这样的条件下,史语所的考古组一边处理地方矛盾,一边与殷墟的盗掘者“赛跑”,在1937年殷墟因抗战爆发停止挖掘之前的十几次考古挖掘中,获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考古成就。

1931年,殷墟第四次发掘时,来了一位新成员——梁思永。正是他的加入使得殷墟发掘技术日趋成熟,甚至有人认为殷墟发掘从此才真正符合科学考古的方式。

殷墟前三次发掘,虽然李济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但田野技术却是他的弱项,梁思永恰恰在田野发掘技术上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是殷墟考古过程中第一个真正受过现代科学考古训练的人。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192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在哈佛学习时曾参加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遗址发掘。

梁思永依据土质土色不同划分地层进行发掘,而不是之前殷墟发掘所采用的人为划分水平地层的方法。即便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洲考古,这也非普遍方法。采用这种发掘方法,梁思永在殷墟后冈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极其著名的“后冈三叠层”。

“后冈三叠层”发现之前,学者们对西部彩陶文化、东部黑陶文化以及中部灰陶文化三者的早晚关系众说纷纭,而早晚的年代学问题恰恰是深入研究的基础。梁思永采用正确的发掘方法,解决了这个学术难题,这成为了解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梁思永还主持了第10、11、12、14次殷墟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对殷墟王陵区的大规模发掘,确认了殷墟王陵的存在,这对研究殷墟布局及早期王陵制度提供了珍贵材料。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殷墟考古第一阶段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被迫暂停,为期十年。十年间,不但考古成果硕果累累,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期间培养出了第一代的中国考古学人。

以董作宾挚友身份参加殷墟第一次发掘的郭宝钧,后来“半路出家”,从河南省教育厅转入中研院史语所。因为没有相关专业的知识背景,他边干边学,后来主持了殷墟第八次、第十三次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郭宝钧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1950年至1957年,国家进行了第二阶段殷墟考古,郭宝钧主持发掘了著名的殷墟武官村大墓,为论证商代是奴隶社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更有一批初出茅庐的考古工作者,从殷墟开始了考古生涯,其中核心的十人有“考古十兄弟”之说。他们之中,除两人在后来的战乱中英年早逝之外,走出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耀、甲骨文研究泰斗级专家胡厚宣等,1949年随中研院去台湾的有四人,石璋如、高去寻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俱为考古界一代大师。

1938年,殷墟考古中断之后,殷墟发掘团辗转来到长沙。国家危亡之际,众人各有选择,有四人奔向延安,六人或留在史语所,或分配到中央博物院。石璋如曾撰文深情回忆他们在长沙清溪阁饯别的情景:

参加的人除了十兄弟,还有李、董、梁三先生及几位技工。想想来日分别,前途未卜,大家只能以酒买醉,一口气喝下11杯:第一杯“中国万岁”、第二杯“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史语所万岁”、第四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第七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先生健康”、第十杯“梁先生健康”、第十一杯“十弟兄健康”,如此大家醉得一塌糊涂啊!

责任编辑: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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