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已是92岁高龄。92载的风雨，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岁月辙痕。如今的她，身形不再挺拔，步履不再稳健，曾经明亮的眼眸，也逐渐变得黯淡。这几年，我临近退休，探望母亲的时间渐多，但终究未能承欢膝下、陪伴左右。每每与母亲作别，心中总有一种担心、一种不舍、一种愧疚。

母亲黄氏，出生于乐清湖头乡西宋村，黄姓亦是本乡大姓。外公外婆一家子十来口人，算是一个大家庭。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勤劳、朴实、寡言，是温州造船厂的造船老工人。外婆则性格开朗、豁达、乐观，每次讲起笑话或模仿族人的一些神态，特别绘声绘色、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母亲家中排行老三，唤名三妹，有两姐三弟一妹。我的三个舅舅在湖头乡都小有名气，大舅、二舅都曾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村支书，是地方上能力比较出众的人。

父亲少时双亲亡故、家境十分贫困，小时候仅上了两年半学，就辍学在家，跟着他自己的祖父做些小农活。母亲嫁于父亲时未满18岁，便担起了家庭重担。当时，我的叔叔尚未成年。等到他长大成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还是因为家境贫困，我母亲便极力劝说外公外婆，把自己唯一的小妹嫁给叔叔。就这样，我的姨娘成了我的婶婶，我们是亲上加亲。母亲素来勤俭持家、省吃俭用，过去那个年代她几乎顿顿“番薯丝干”作饭，所有的白米饭都省下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吃，一年到头她也极少添置新衣服。母亲对我们极好，因为我最小，更是特别宠爱。记得有一次大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家里杀了一只鸡“吃接力”，母亲把鸡腿、鸡翅分别分给大哥、二哥和我，她自己仅留一个鸡头，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我父亲当上了村干部，并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脱产干部。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一直还是十分贫困。我与大哥、二哥、姐姐都随母亲为农村户口，编在第八生产队。我们生产队的成员基本是同宗同族之人，队里余粮的分配方式以劳力工分为主、人口基数为辅。因为我家没有正劳力参加队里生产，所以分到的余粮极少。每到“双夏”、秋收时节，母亲都会到生产队做稻谷晒干、扬净、归仓等一些农活，但积累的工分不多，收获毕竟有限。记得孩提时代，每逢生产队吃“丰收”，我总是特别羡慕邻居们能分到许多余下的菜肴，而我家很少有这个“福利”。正因如此，我家每年需要到象阳四板桥村等实行联产承包的丰产区，或者到其他余粮较多、光景较好的农户购买口粮。记得那时，我家有个谷仓，就用来存放这些购买来的粮食。

大哥在部队提干后，往家里寄来了三百余元。父亲决定用这些钱修葺老房与厢房，以备大哥成亲之用。但这几百块是不够的，于是向亲戚借了一些，凑齐所需费用。为了尽快偿清这些债务，母亲自告奋勇提出来养“猪母娘”，从而通过生“猪儿”出售来收益。那时在农村，养“猪母娘”算是一件致富活，也绝对是脏活、累活、体力活。母亲坚信，只要自己苦上几年，便可还清债务。因此，父母两人请来村中的泥瓦匠，在老屋东北角挨墙的地方垒起了石头围栏，然后在上面盖上油毛毡，搭建起一个比较标准的猪栏。养猪这个活，基本上由母亲一人承担，我们只在假期才零星帮助割草、买浆渣、清栏肥。母亲一个人起早摸黑、忙里忙外，一段时间下来身体差点都累垮了。父亲坚决劝说她不要养了，但母亲却义无反顾、百般坚持。后来母亲对我们说，偿清债务那一刻，她心里就像大石头落了地，是无比的轻松。

父母双亲称得上相濡以沫。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我父亲从不嫌弃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即便后来当上公社书记，也是始终不渝、未有改变。母亲辛勤操劳家务，尽管是一大家子人、家境又十分贫困，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也从未给父亲增加任何负担。后来，我父亲身患重病，在上海华山医院住院就医。不会讲普通话的母亲坚守在父亲身边，日夜为父亲护理，有一次还因为过度劳累晕厥在父亲的病房。父亲去世时，母亲悲痛欲绝。那种撕心裂肺的悲伤之情，成了我不堪回首、一直拂之不去的记忆。

母亲是一位善良的人，她有一颗悲悯之心。村里有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太婆，村里人常常避之不及，小孩们见到则起哄逗笑。我母亲对这位老太婆却百般关心，时常问长问短、嘘寒问暖。有时，母亲甚至还带她到我家里，帮助她梳头擦脸，偶尔给她烧上一碗点心。有一次，这位老太婆从我家走出去不远，不小心摔在了泥塘里。我母亲闻讯当即赶去，叫人帮忙把她抬到我家，亲自帮她清理泥巴，给她换上干衣服。不仅如此，乡村邻里有什么难处，母亲也会不遗余力给予帮助。

母亲当了很长时间的村妇女主任，长得甚至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我细想起来，大概有13年之久吧。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跟在母亲旁边，看她调解邻里纠纷或家庭矛盾，真的是不计其数。那时，村里的妇女受到家暴是常有的事。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时常带着前来诉苦的妇女回到她自己家，当面批评蛮不讲理的“男子客”。我特别佩服的是，尽管母亲敢于直面责斥，但这么多次调解矛盾纠纷，没有一个人对她有成见。有一次，村里一户人家不小心着火受灾，母亲随即与其他几位村干部去募集粮食、衣服等，帮助这户受灾村民渡过难关。母亲特别骄傲的是有一年参加县妇代会，她在会上奖回了一个搪瓷杯。不久大姐出嫁，母亲便把这个杯子送给了大姐。很多年之后，我还在大姐家里看到这个印有“县妇代会”字样的纪念杯。

母亲自己没上过一天学，但她供子女读书从来竭尽全力、舍得付出。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你们想读书，家里就一直让你们读下去”。前几年，她还跟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靠卖鸡蛋供我二哥上的大学。母亲虽然真切希望子女读好书、能够“跳龙门”，但从不强求、从不给压力，反而是经常宽慰我们“考不上大学，回家种田饿不死”。她还经常说一句俚语“十亩棉花、十亩水稻，晴天也好，落雨也好”。她用朴素的道理告诉我们，要乐观面对生活，走好自己的路。

母亲笃信佛教，算是村里的知名居士。她省吃俭用，但乐善好施，对寺院香金供奉向来慷慨。村旁的唐代古刹“智广寺”以及附近其他寺院送来的各种喜庆帖子，母亲都会高兴地予以乐助。前几年，我妻子患病在床时，已经高龄的母亲坚持每天早晨跪拜菩萨，以她自己的方式来祈求儿媳安康。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现在还深受阿尔茨海默症困扰，但她至今依然能一字不落、一字不差地背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想，这是信仰的执着、信念的力量使然。

回首过往，一路走来，母亲的爱如影随形，点点滴滴，都深深烙印在我的人生轨迹之中。母亲在生活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成长中给予谆谆教诲，每逢我成功时给予鼓励和鞭策，每当我遇到挫折时给予安抚与信心。她的爱，深沉、温柔而又坚定，滋养着我的一生。我的母亲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但在我心中，她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伟大母亲。

（2025年8月15日发表于乐清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