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起步的地方

程大利

一、蒙童

1950年，我五岁。父亲把我送到他学校对面的公园巷小学。紧挨着学校的快哉亭公园，是我常逃学的地方——蜻蜓、蚂蚱和满园的花草，自然比听课有趣。

老师中，我只记得一个名字:王枫。他教美术，年轻，瘦削。眼晴特大，声音朗朗。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几下便画出了蒋介石:太阳穴贴块膏药，腿扎纱布，拄着拐，踏着一块地方。他随手一圈，说:“这是台湾。”我顿时惊呆，画可以如此神奇。从那时起，我便迷上了画画。

国语练习本上整页的方格子，被我一个个画满戴钢盔的小人。有个大个子同学指着我的画问:“好人坏人？”我说:“好人。”他摇头:“好人怎么是大鼻子？”我改口:“坏人。”他更凶了:“坏人怎么帽子上有五角星？”另一个大同学解了围，说是苏联红军。其实我画时，什么都没想。那时的画画，更多是下意识的涂鸦。

每日最快活的事是放学。尤其到了下午，从美术教室串到音乐教室，虽然只是门口的“旁听”，那份快乐和新鲜至今难忘。父亲和他同事们吃晚饭，厨房外露天摆一张八仙桌。记得王明泉、许芳洲、张孝惠几位伯伯每天都在。后来知道，徐州师范学校教音乐、美术、书法的先生们都聚在这儿。吃饭也是聊天，我虽听不太懂，但也认真地听，比我上课认真得多。吃完饭，我跟着他们或前或后，走进快哉亭公园散步。他们总拿我逗乐。我忘了自己说过些什么，只记得他们总是一阵阵大笑。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国画”“油画”“芭蕾舞”“交响乐”“梆子戏”“柳琴戏”这些词汇。

我最爱看王明泉先生画画。毛笔蘸点紫色，一圈一点，便是一颗葡萄。再几下，一串葡萄出来了。接着添叶勾藤，三笔两笔，上下纵横，一幅画就成了。父亲说，他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和赵丹同班同学。王先生有时让我磨墨，总提醒我慢点，不要急，还说:“磨墨如病夫，下笔如猛虎”。

也爱听许芳洲先生弹钢琴。我问他，怎么这么好听呢？他说:“这里头有许多小人儿。”“你骗人吧？”我心里存了疙瘩，有一回趁他上厕所，我真扒着钢琴上上下下找了一番。

后来母亲从外地调回徐州，把我转学到她工作的大坝头中心校，从头读起。教算术的尹克诚老师最先发现我能画——考试时，我卡在一道应用题上。那个问号“？”被我描成一只耳朵，又加一只，圈圈点点，勾成一张走神的脸，大约正是我此刻的模样。这一切，都被站在我身后的尹克诚老师看见了。我正发窘，她却看着我微笑。下课后，她对我母亲说:“你儿子会画画，好好培养。”

二、忆李雪鸿先生

中学时代，我遇见了李雪鸿先生。他是可染先生同时代的徐州画家。

我至今记得他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样子——花白的大背头有些波浪状，眼晴很大，威风凛凛却藏着慈祥。长围巾在颈间绕一圈，余梢垂落胸前——那时正上映电影《风暴》，他与片中施洋大律师竟如此相像。

他带来一具石膏模型，置于讲台。不疾不徐地开口，声音低沉且温和:“看清楚:亮部，暗部，明暗交界处”。话不多，却字字清晰。

我们写生时，他常在教室踱步。手指习惯性地轮番弹动，白指甲轻轻相碰，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不久就知道了，那是他弹琵琶养成的习惯。他常在我身旁驻足，静看片刻，目光多是赞许。偶出数言指点，我随即改正。我的作业，总是五分。

一次，他拿出几幅国画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幅工笔荷花，乃学长喻继高所作。李先生从容讲解画面的构图、造型、线条与设色，剖析疏密虚实之妙。那时的喻继高已名扬全国。而我们坐在台下，分享母校荣誉的同时，仿佛能听见风在荷叶间穿行的声音。

李先生是杭州国立艺专出身，师从林风眠、潘天寿。言谈举止，还有民国遗风。那翩翩的风度和轩昂的气宇让人感到可亲，我那时个子矮，他会俯下身体听我说话。

我参加了校美术小组，课外活动总能近距离地亲炙李先生教诲。但却被体操队司力中老师找来了。司老师刚从西安体院毕业，想为“全国体育红旗校”培养人才，几次找李老师，竟说服了先生放人。我心中虽有不甘，却也只得从命。

然而，李雪鸿先生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他的画是美的。他弹奏的《十面埋伏》是美的。他讲的绘画的道理我都能记下。最重要的，精神追求之外，还留下有“款”有“型”的美。尽管后来也去扫厕所，进牛棚，可在我的心中，他就是美术的化身。

1960年，三中成为艺术院校在徐州的考点。我趴在窗外，看考生们俯首画素描，心中浪潮翻涌。张立辰学兄就是那一年考进了浙江美术学院。我虽无缘美术院校，但李雪鸿先生给予我的启蒙，已成为我坚实的艺术起跑线。

如今想来，美育何尝不是一种大慈悲？李先生不曾多言，却以画笔和琴音，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向艺术世界的窗，并且让我相信，艺术能让我快乐终生。他还让我明白:美可以穿透时代的风暴，在人生的任何时段都可以落地生根。

忆李雪鸿先生

七律

乍见先生如鹤立，

风华澹荡已出尘。

霜鬓尤存名士骨，

绒巾长系玉壶心。

笔底烟霞分泾渭，

指间琶韵转晴阴。

庠序分途缘未尽，

一生遗泽在丹青。

乙巳秋师心居主于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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