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手合一：技术修养与精神境界的统一

孙过庭将“迟速兼通”的最终实现，归结为“心闲手敏”这一理想状态。“心闲”指向创作主体的心理状态——从容不迫、虚静澄明；“手敏”则指技术能力——娴熟精到、响应自如。二者合一，方能达到“兼通”的境界。

从技术层面看，“手敏”是基础。孙过庭在《书谱》前文中详细讨论了执笔、运笔的各种技法，强调“翰不虚动，下必有由”。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手上功夫，任何美学理想都难以实现。唐代虞世南《笔髓论》中也指出“迟速虚实，若轮扁斫轮，不疾不徐”，将笔法控制比作古代工匠的精妙技艺，说明技术熟练度是驾驭节奏变化的前提。

然而，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闲”的精神修养。“闲”并非懈怠，而是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般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自由状态。孙过庭深受道家与禅宗思想影响，强调书写时“神怡务闲”的创作心态。这种“闲”使得书家能够超越技术层面的纠结，进入一种物我两忘、心手相忘的创作境界。在此状态下，迟速不再是对立的选择，而是自然流动的节奏变化，如苏轼所言“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心闲手敏”的统一，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技进于道”思想的体现。《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孙过庭将这一哲学思想具体化于书法领域，指出只有心手双畅，才能实现迟速兼通的艺术至境。

三、兼通之境：书法美学中的辩证统一

“兼通”是孙过庭书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不限于迟速关系，还包括“形质”与“情性”、“平正”与“险绝”等多重对立因素的统一。在迟速问题上，“兼通”体现为一种动态的平衡与适度的张力。

首先，“兼通”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对立面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孙过庭批评“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指出偏执一端的局限性。真正的艺术在于“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在看似对立的因素中建立有机联系。如《书谱》另一处所言“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每个笔画、每个字中的迟速变化，都应当与整体气势相协调。

其次，“兼通”要求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调整。孙过庭强调“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在书法创作中，没有绝对不变的迟速标准，一切需随字形、章法、情感内容而变化。这种灵活性正是“兼通”的精髓，也是书法区别于机械复制的重要特征。

最后，“兼通”最终指向的是生命境界与艺术表现的统一。孙过庭论书，常将书法与人的精神气质相联系，如“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迟速的掌控，不仅关乎技巧，更是书家生命气质、情感状态的自然流露。唐代张旭的狂草奔放不羁，怀素的笔下风云变幻，皆是将个人性情融入笔墨节奏的典范。这种融合，使书法超越了单纯的视觉艺术，成为生命精神的直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