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家们说，符号学概念可以帮我们越过文化制造的意义沼泽。这种包揽一切的理论特别诱人，因为它让人觉得自己能够理解复杂的世界，而且比相信常识的人在智力上更加优越。

在符号的背后

美国作家史蒂夫-约翰逊说，上世纪80年代他在布朗大学读符号学专业，那时，据说符号学在最受欢迎的人文学科中名列第三。但普通人对它一点也不了解，作者的一位亲戚说：“啊，符号学，研究植物如何在光照下生长。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普通人不了解符号学并不奇怪，晦涩是符号学的应有之义。美国小说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新作《婚姻阴谋》部分以上世纪80年代初的布朗大学为背景，女主人公第一次听说符号学是看到一位朋友回家时带着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玛德林问那本书是关于什么的，惠特尼说，德里达的这本书恰恰是反对一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这种观念的，如果说它是关于什么的话，那么，它写的是需要不再认为书籍是关于什么的。

符号学作为一个学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皮尔士和索绪尔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当代，它主要跟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有关。纯粹的符号学是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理论，如果语言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又决定了我们的文化，那么如果我们在寻找理解文化的钥匙，便可以从语言的基本结构入手：符号、象征、比喻、叙述手段和修辞。这些工具既可以用来解释耐克的广告，也可以用来解释里根的演说。

据说在80年代中期的布朗大学，在符号学的旗号下聚集了10多种群体：德里达的解构、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后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内部人士很少谈论符号学，而是笼统地说到理论。德里达和福柯等理论家是那时大学校园里的偶像。尤金尼德斯写道：“在追逐金钱的80年代读大学显得不够激进，符号学是第一种散发着革命气味的东西。它画了一道线，选定了一些人，它复杂，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谈论虐待、雌雄同体、性和权力等敏感话题。”

史蒂夫写道：“热爱符号学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在琢磨写作风格。我现在用更多时间从科学中学习其见识，而不是解构它宣称的真理。我慢慢地不再想着以故意所为的晦涩去吸引别人的注意。读研究生时，我参加一个关于德里达的研究班，德里达本人还去访问过，谦虚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好像是在说些什么，而不是在说谈论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我一个同学还提了一个漫无边际、自我指涉的问题，上来就抹除了答案的本质。我记得德里达咧嘴笑了，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说，对不起，但我没听懂你的问题。好像一个时代终结了：德里达都希望问题被说得更清楚。”

符号学不只是一种来自法国的时髦学问。它让人感到狂喜，觉得日常生活的世界，尤其是媒介的世界，包含一层秘密的含义，可以用正确的工具把它破解出来，从而进入一个隐藏的知识世界。许多学习符号学的学生毕业后在媒介和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符号学家在数字媒介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文本游戏的符号学的世界观会使他们能够立刻与超文本的、混乱的网络产生共鸣。符号学仍在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把符号变成新的奇观。

伦敦大学研究员肖恩-霍尔兹在《符号学的75个基本概念》一书中说，符号学(Semiotics)是关于记号(Signs)的理论，它源于古希腊文中的“Semeiotikos”一词，本意是“记号的解说员”。标记对人类的存在异常重要，它记载了人类所有的沟通形式。在符号学概念的引领下，我们可以越过文化制造的意义沼泽。

他举例说，卢卡斯-克拉纳赫创作过一幅油画《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画中撒旦以苹果诱惑夏娃，夏娃摘下一只苹果递给亚当。其实夏娃受到苹果诱惑并非《圣经》中的说法，《圣经》并未提到苹果。书中只提到了果子，而不是苹果。因此，可能是一只橙子或者无花果诱惑了夏娃。在克拉纳赫的作品中，苹果作为能指，被当做诱惑(所指)的象征。既然苹果可以代表诱惑，选择其他水果也能表达出同样的意义。这幅作品之所以在交流上十分成功，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早已将画中苹果的形象同诱惑的观念建立了连接。能指和所指之间可以存在多种关系。同一能指可以对应多个不同的所指，同一所指也可以拥有多个不同的能指。同一能指指向不同所指的例子：苹果可以分别代表诱惑、健康和水果;不同的能指都可以指向同一所指：如英语中的Apple、法语中的Pomme、德语中的Apfel都表示苹果。

另一个例子是“我买故我在”这一标语。它的含义似乎很明确，购物让我们明白，作为人类，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它是从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转变而来的。笛卡儿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他认为建立认知系统必须从第一原理开始。为了给自己的哲学找到稳固的基础，笛卡儿引入了怀疑方法：怀疑一切可怀疑的。这使他得出了结论：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确定，就是这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其推理是：如果我思考，思考会随之而来;如果我怀疑“我在思考”，思考仍然会随之而来。因此，无论如何，我都在思考，因此我在。在笛卡儿看来，“我思故我在”与“我怀疑故我在”是同样真实的，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考。这使得笛卡儿推论说，我是谁的答案归根结底是思考之物。那么，“我买故我在”的深层次含义或许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从前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哲学思考来确立自己的信仰系统，那么，今天我们是通过那些看起来琐碎而平庸的购物活动来明确我们的身份，这的确很有讽刺意味。

包罗万象的神话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英语教授詹姆斯-西顿说，文本主义曾经是一种只有研读德里达的作品的人才知道的概念，它认为应该把世界看做文本。现在，它跟心理分析和新历史主义等理论一样，从炙手可热变得不那么流行了。但文本主义获得了新生，成了一种向大学新生教授的世界观。文本主义读本《世界是一个文本：写作、阅读和思考文化及其背景》2008年出了第二版，宣称“我们应该把整个世界看做某种能够也应该解读的东西。简而言之，我们能够把世界看做一个文本”。该文集序言中说：“世界是一个向阐释开放的文本这一观念源自符号学，符号学的主要观念是，一切事物都是一种符号。”掌握了符号学的学生解读对我们的世界这一文本时会更加具有批判性，更有想法。书中提到的文本包括人际关系和人。编辑甚至说连读者也是一个文本，值得或有待于他人的解读。

无疑，把事物、情境或人看做文本有些用处，但人的身体跟文本不同，传统的文本一旦印好就不会变化，人却在生长变化，有时会生病，最终会死亡，人的死亡可以跟书的绝版相比较，但也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世界是一个文本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德里达《论文字学》中一段原文的误译，他的原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没有外在文本”，而非“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后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比前者的表述更加极端，与我们的常识相矛盾。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这无异于误导性地说我们不应该把现实看做清楚明白、不戴面具的、赤裸裸的东西。

“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另一个吸引人的原因是，现在年轻人在寻找其身份认同，广告提供了一种回答。广告告诉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游戏，我们购买的一切都是一个符号，告诉别人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一种认为我们都是文本的哲学是与这个时代合拍的。学习与这种哲学有关的技巧，我们就可以熟练地发送我们希望别人去解读的信息，并熟练地解读我们接受到的信息的言外之意。

苏珊-桑塔格曾经认为癌症是一种文本，表明一个人有着严重的负罪感、紧张、压抑，即很小资。她因此宣称“白种人是历史的癌症”。但她自己身患癌症后她得出结论说，有些东西，像癌症和任何疾病，不应该被看做是隐喻，癌症不过就是疾病，不是诅咒、惩罚，或令人感到尴尬的事物，没有什么含义。文本主义对大学教授特别有吸引力，既然一切都是文本，评论家是最擅长解读文本的人，他们就最具备理解一切现象的能力，文本主义使评论家有理由不需要费心去理解物理学或化学就可以评论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