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界主流对“现实主义”一词从来就情有独钟。这个情结已经快100年了。“现实主义”是被当成先进的科学的创作方法来用的。

但“现实主义”的性质不只是写实。作为一个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它要求除了外在写实的真实外，还要反映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而这种对本质与社会规律的反映又呈现为写实艺术中的性格与环境的典型性，如此等等。西方现实主义这种本于理性与客观科学精神的创作方法，与主观的情感性的艺术倾向是相悖的。例如在写出最伟大现实主义巨作之《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那里，他认为：“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而恩格斯，正是欣赏巴尔扎克这种书记员似的客观性， 他说，“巴尔扎克……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尤其称赞“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 以上这些恩格斯的论述，是传入我国的“现实主义”最经典的论述。可见，这才是真正的从西方来的“现实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决非简单的“反映”现实。

可见，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客观性太强。以致喜欢做诗的毛泽东对“现实主义”也不太满意。他认为，“太现实了就写不出诗来。”他提倡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但大多数中国人在使用这个“现实主义”概念时，往往直接从写实与否去运用，混淆“写实”与“现实主义”。

中国古代有写实艺术吗？当然有。有“现实主义”艺术吗？没有。《尚书·舜典》有“诗言志”之说，《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这些被朱自清称作中国诗论开山的观念，点出了中国艺术偏重主观情感的性质。在“现实主义”作为先进创作方法的年代里，我们把中国艺术中一切写实的艺术都说成是现实主义艺术。其实，唐人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经典之句，就把中国古典艺术以外在写实，表达内之心志的特征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20世纪的中国人为了证明中国也有现实主义，就只说“外师造化”，不说“中得心源”； 只说北宋范宽的“吾与其师与人，未若师诸物也”，不说后面的“吾与其师诸物者，未若师诸心”；只说清初石涛的“捜尽奇峰打草稿”， 同样要删掉紧接其后的“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这样，中国倒是现实主义了，但中国艺术的精神也弄没了，中国独立的艺术体系也弄成西方的附庸。

当然，不是说现实主义就不能用。现实主义说了已大半个世纪，已说顺了口，所谓“约定俗成”。那么，我们把西方的“现实主义”当成专用词，用时加引号，而我们今天习惯的现实主义也可以照常用，但还是得再约定以免乱用。那么，根据今天的“约定”，常用的这种现实主义是否可以有如下涵义：第一，以细节的真实再现为特色，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第二，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积极的评价与尖锐的批判的性质；第三，这种反映当然也可以伴有主观抒情表现的性质；第四，这种现实主义之写实在保证其基本的细节再现为主要特征时，也可以伴随适度的主观角度的变形、夸张、抽象与图像重组，伴随适度的中国式意象式主观处理；第五，西方式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要呈现社会历史本质与规律的历史研究式性质，也可以是这种中国式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的方式，但不再是今天使用中现实主义规定性的必要条件。

如此说明后，我们使用现实主义概念时或许可以因此而自主自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