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展“岭南画派在上海”以及研讨会近日在岭南画派纪念馆举行。这个展览通过对史料的梳理，给我们呈现了当时岭南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上海的活动，以及岭南画派的形成和成熟的过程，不再局限在岭南地区谈岭南画派，打破了我们惯用的岭南画派只局限在岭南的这一偏见。按这次展览的艺术主持陈瑞林的说法：把广东人“自己的家当”通过照片、日常生活场景的影像资料等方式，对岭南画派的渊源进行梳理，同时，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对岭南画派有独到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研讨，对岭南画派的渊源、发展进行梳理，力求体现出“回顾历史的魅力”。

广州——上海，中国早期美术何去何从?

民国初期的广州和上海的文化互动和交流是一种有趣的“克隆”关系。美国有学者曾指出“广州是上海的摇篮”——从城市规划到建筑样貌，乃至文化的敏感，上海都在学习广州。1912年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二高一陈”来到上海，既追随孙中山的政治运动，又通过交流互动来寻求一个更大的发展生存环境和艺术空间，促成了岭南画派走向成熟。

当时，书画社团云集上海。借助教育办学，油画、水彩等外来绘画进入本土，有着日本和西洋留学背景的画家创办的学校也应运而生。这一切，都冲击着因循守旧的中国画坛，社会审美期待新的变化和新意。中国美术何去何从成了众多画家苦苦思索的问题。

正是在上海，高氏兄弟率先树起了岭南画派的前身——“折衷派”的旗帜，提出“采集中、东、西三国所长，合成一派”，对中国画提出了一种新的救赎方案。

交游广阔，折衷主义左右逢源

“二高一陈”在上海通过艺术实践与当时艺术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和海上画派著名艺术家吴昌硕、王一亭、黄山寿、倪墨耕等人交往甚密，当时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美术理论家黄宾虹为“二高一陈”创办的《真相画报》撰文评述，为该刊的发行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一方面，他们与以西洋绘画为背景的艺术家也有紧密的接触，17岁的徐悲鸿刚到上海，为了生计为高剑父所办审美书馆绘制了不少仕女图，高剑父帮他销售画作并支付润格。

岭南画派与当时的月份牌画家也联盟合作。月份牌画家，指当时的时装仕女图画家，在市民中很受欢迎。在当时引领时尚。高剑父就和当时最负盛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交往匪浅，郑曼陀为审美书馆画的《晚妆图》由高剑父题跋，一时红遍上海滩。两人经常合作画作，以二高为主的折衷派画家和月份牌画家被当时的报纸誉为“新派大家”。

值得思考的是，同样是以时尚、引进西方写实观念的月份牌画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在真正的西方美术进入中国后就迅速被艺术圈边缘化了，而岭南画派却能有活力坚持下去吗?黄宾虹研究专家王中秀认为，这是学界可以好好研究的课题。

当月份牌画家退出神坛后，折衷派和以西画家发起的艺术组织天马会交往甚密，天马会组织的展览还专设折衷画部，大量陈列高剑父的作品。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还为他出版《剑父画集》，这是岭南画派仍然处于当时的主流艺术圈的标志。

为什么只能提出问题?

岭南画派的艺术实践在当时的中国毋庸置疑的具有鲜明实验性、开创性，同时，也必须正视，广东除了开风气之先外，真正有文化厚度的经典不多。陈瑞林教授认为这和广东的地域条件、自然环境以及文化条件有关，尤其和广东人平和但不彻底的文化性格有关。如何打破这个格局，升华出既能与外部交流，又有自己特征的文化品牌?通过历史的轮回，反思广东如何从“提出问题”提升到“解决问题”，这是回顾历史的魅力，也是展览从地域入手梳理岭南画派形成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