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年文化论坛探讨“国运与哲思”

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指出，在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厚此薄彼跟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救亡图存使得人们“把超越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东西、原创的东西一概去掉，这个时候文化的大敌恰恰成了文化的原则，文化的大敌是庸俗实用主义”。

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复旦人文智慧课堂”之“国运与哲思”2012新年文化论坛，1月7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举行。

论坛时长5个小时，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张汝伦、王德峰、王雷泉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等4位教授，就改革之困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分别从文化与国运、保卫社会、国家理性等角度进行了深度对话。

“庸俗实用主义损伤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媒体和学界的公共词汇。可是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却忽视文化繁荣与精神生活的发展方式，在哲学学者张汝伦看来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他认为导致文化创造力萎缩的原因在于：这30年中国解决了一个问题——吃饭问题，心灵的问题没有解决，这30年的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不是指文化的硬件，而是指人的思想、人的素质，这最值得正视。

对现代中国思想史也颇有研究的张汝伦同时指出，在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厚此薄彼，跟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文化贫瘠的根源得从更深远的历史社会变迁去挖掘：中国的文化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从近代开始，我们把超越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东西、原创的东西一概去掉。这个时候文化的大敌恰恰成了文化的原则，文化的大敌是庸俗实用主义。从晚清开始只要能够救国，“管几百年、几千年的东西都被扔掉”。

这种催生出来的庸俗实用主义，在张汝伦看来已经弥漫到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的各个层面：“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种工程师思维，认为制度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制度不解决问题，人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制度是人发明的，制度靠人去执行。你若没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没有想像力，没有高远的追求，只知道金奖，房间里都是证书，你有可能成为大师吗?”

“货币渗透到社会细胞”

与文化重建相关联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重建问题，因此，健全社会的成长也是论坛上激荡4位学者热烈讨论的议题。

王德峰认为可从三个层面来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之一是今天社会中出现的丑恶现象。之二是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原则漫无边际，货币标准渗透一切社会细胞，一切社会交往几乎都被货币化。之三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丧失了基本的信任。

在王德峰看来，面对这三个层面，不得不提出一个重要概念——社会本身的生存权。

道德重建仍是良药

如何解决这种种隐藏在中国崛起论述背后的巨大危机?

清华大学法学家许章润提出4条建议，这其实也是他心目中构建国家理性、实现制度转型的蓝图：

第一，建设和发展经济社会，也就是王德峰所说的保卫社会。健全的社会形态首先以财富的创造、传播、分配、销售为目的，因此这个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

第二，这样一个社会一定让普通人过上幸福生活，自由消费和身心愉悦，我们称之为幸福社会。

第三，这个社会一定是尊重人类的情感，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传统、亲友之间的自然联合一视同仁，我们称之为伦理社会。中国要重建伦理社会。

第四，这个社会一定能够制衡权力，每一个自然人通过伦理社会变成道德之人，通过公民社会变成公民或国民。这样一个社会一定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公共方面协调一致，是高度成熟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政治社会。

无论是文化重建，还是保卫社会，在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王雷泉看来，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改变)人心。

面对被庸俗化的“唯物主义”和物欲横流的功利主义，如何重建社会精英的“道德血液”?

王雷泉认为，应该从佛教等各种宗教思想里去接引道德资源和人格资源，“我们生命不能停留在动物层面对物质的追求，去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而应该上升到更高的精神生活。”

只有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与多元化以后，中国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更加尊重的有文化创造力的大国，才能实现张汝伦期待的“有内在的风度和内在的涵养”的文化大国。这样，中国才能获得一种自觉而富有灵活性并且不乏价值内涵的“国家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