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仔走了!”我在电话中向澳洲那边的三哥报告了黄苗子老人去世的消息。

以“猫仔”称呼黄苗子，恐怕只有我们一家子。似是不敬，但这却是我们家的专利。这不仅因为我们两家有四代的文字因缘，更重要的是因为“猫仔”这名字是我父亲给他起的，而后来“苗子”的名字，也是我父亲给他改的。而他1932年也是在我家“离家出走”到上海的。虽说“苗子”一名成了他沿用至今的名字，但叫起来，总觉叫“猫仔”比叫“苗子”亲切。所以从父辈到我们这一代就那么叫下去了。幸好他不仅毫不介意，而且还挺高兴的。当然，见面时我们都尊称他为“黄老”或“苗子叔”，我们的儿女则称他为“苗子爷爷”。

我三哥黄大成早已到澳大利亚定居，(上世纪)九十年代，黄老也到澳洲定居了好长一段时候。那时，三哥在布里斯本开了一个卖文房四宝的小店，黄老无意中来到店中，看到店中挂着于右任写的《黄石斋》的店额，甚是眼熟。当时我三哥的儿子咏明在看店，黄老问他：“你和黄般若是什么关系?”咏明说：“黄般若是我爷爷。”他乡遇故知，黄老兴奋极了，立即写了个电话号码说：“我是黄苗子，你也要叫我做爷爷!请你爸爸给我打个电话。”从此，他在异乡多了个子侄辈。而我三哥因跟随父亲几十年，于文物颇多了解，亦善书画之道，两家人也时相往来，于是，黄老聊天时又多了一个话题，多了一个知音，多了一份乐趣，少了一分乡愁。

猫仔回北京后，我哥也常惦记他。每次来电，都要问问猫仔的近况。去年七月，我三哥的儿子咏晖从澳洲回香港省亲，他遵我三哥之嘱，一定要专程到北京探望苗子爷爷，并请我作陪。我这几年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探望黄老的，去年本来在三月份已去过一回，但因只要开会，没有很多时间和他聊天。心有不甘，于是又趁此机会在北京呆了六天，又是天天去和他聊天。

那时黄老的精神与三月份见他时虽然差了点，但思路仍然十分清晰，谈吐甚健。八月，他做了一次手术，术后情况并不理想，十月份，就听说黄老的情况不那么妙。虽说忧心，但早已习以为常。自郁风先生走后，他的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住进了医院，并来不时传来病重的消息，但都化险为夷，我多次跟他开玩笑：“你是个专门创造生命奇迹的人。”他哈哈大笑，“有什么办法，马克思就是不让我去报到。”大概正因如此，谁也不相信他会出什么事的。

这不，10月30日，他又现身北京百雅轩798艺术中心，参观了正在这里举行的“艺缘———黄苗子郁风艺术展”了。但去年底在与他的儿子、媳妇通电话、邮件时，我似乎不敢那么乐观了。记得去年12月16日在一个展览会上，见到了欧初先生，我告诉他，黄老看来真的病危了。他听了几乎跳了起来，瞪了我一眼：“瞎说，他好得不得了，我前两个月才到北京看过他，虽说做了手术，但精神奕奕，和我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心里想，黄老病危而能大步跨过死神的门槛，这是他的朋友圈中对他的健康情况的惯性思维逻辑，传闻何足惧哉?过不了一头半月，他又必将如生猛的蚱蜢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照样无肉不欢，照样读书写字，和远方来客聊天，滔滔不绝……

在和黄老家人的电邮中，我不断得到关于他最新的消息：12月19日，他获颁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所得到百万奖金，悉数捐赠给人民美术出版社;1月1日，孩子给他拜年，祝他新年快乐，早日康复。他笑着说：“我100岁了!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尽管笑声没以前那么清脆响亮，但还是那么甜，那么令人陶醉。也就在元旦这一天，百雅轩的李大钧告诉他，已和人民美术出版社说好，大家一起联手出黄苗子集系列画册。那一天，大家都以为奇迹会出现的。我在远方也祝福他，让死神远离他而去!

然而，元旦过后，5日早上我收到黄苗子儿媳唐薇发来的邮件，主题是“爷爷病了”：“大德先生：黄老昨天又进ICU了，这一次是肺部感染，目前感染尚在控制中，只是爷爷的身体现在太弱，没有力气咳嗽。我盼他会好起来，过年时姗姗从学校回来去看他，画猫给他看，他还和她开了句玩笑。”我随即给她回邮：“希望他能再次创造生命的奇迹，愿友人在天之灵保佑他。”

7日，唐薇又发来邮件，主题是“爷爷暂时稳定”：“爷爷暂时平稳，但是始终报病危，重点监护，每日只有傍晚时分家人才可以轮流进去看看。他一直昏睡无意识。”

我意识到黄老的路就要走到尽头了。9日，接到唐薇发来的短讯：“我们亲爱的爷爷和奶奶团聚了。一月八日午十一点二十七分。”同时我又得知，大雷、大威、大刚已谨遵父亲的遗嘱，第二天就把黄老的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了。

我已没有惊愕!前年到北京探望黄老时，他已和我谈到生与死的话题。他说：我二十年多前写下一篇《遗嘱》的一段话，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不留骨灰，更不搞什么“安葬”，不许家属通知朋友或者媒体。如果谁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最恰当的。他说，这遗嘱是有效的，永远有效。

我也没有哀伤!犹记去年7月12日离京前，我们到医院向他告辞。聊着聊着，他笑着给我们讲起了一个昔日的故事：有一个广东人到上海，不会说普通话，有一天他头痛，指指自己的太阳穴，说“我云精刺”(广东人把太阳穴的部位叫“云精”，头痛叫“头刺”)，说完，他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然后黄老从轮椅上站起来，指指自己的太阳穴说：“我也有点‘云精刺’，要睡觉了。阿晖，请你爸爸到北京来一趟，聊聊天，顺便看看北京的新景象。大德，相见亦无事，不来常忆君，你下次来时我们再‘倾偈’(聊天)吧。”说罢，微笑着，向我们挥手，直到我们离开病房。

每次到北京看望他，向他道别时他都是以这经典的微笑和挥手向我说再见。此刻，我抬头北望，只见蓝天上的他，拄着拐杖，在云端健步如飞，边走边回头，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那么潇洒，那么情深……不过，这次他没让我下次再来“倾偈”，也没说“云精刺”要睡觉。而是笑着转身扬长而去。他要去和郁风先生团聚，他要和老友聊天去也。

你看，郁风和他相拥，夏衍、齐白石、黄宾虹、叶恭绰、徐悲鸿、邓尔雅、黄般若、聂绀弩、张光宇、叶浅予、启功、吴祖光、王世襄、丁聪、张仃……一群昔日师友在那里列队欢迎他。

啊，啊，周恩来、邓颖超也在欢迎的行列之中。邓颖超是他参加革命时的单线联系人，那是1938年在广州的时候。而周恩来在他和郁风结婚后，趁到重庆之便，设宴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俩都是文艺界的贴心人啊，今天的聚会，他们怎能不来!

黄老走了，我们该高高兴兴地为他送行!在他要去的地方，只有欢乐，没有哀伤;只有笔歌墨舞，没有勾心斗角!

记得前年到北京时，在医院陪他聊天，十天中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但说得最多的是对朋友的思念。朋友知道我北京之行后，纷纷建议我写一篇关于黄苗子的稿，以满足大家对他的关切之情。于是我信笔写来，写完后把稿子用邮件发给他过目。他看后给我电话，笑得很开心，说文章写得很好，但他还想加点什么。几天后，他把稿子发了过来。一看，黄老不仅逐字逐句地看和改，而且而在文后加了几百字，其中最精彩的是下面三段：

黄老在医院任是幽默随和。许多年轻护士喜欢工余陪黄老说话，有人还顺便整治他一下，比如捏他鼻子。更有“胆大妄为”的是，竟趁黄老熟睡之际，抓起毛笔在他额头上画了个“王”字，还得意洋洋地说：“把老猫变老虎，爽歪了!”毕竟是“二流堂”人物，黄老不以为忤，反而主动告诉儿子，颇有几分赞赏。也难怪，在喜欢开玩笑的黄老面前，一般人很难占到便宜。有一次，黄老问护士，他染的带状疱疹，别人一般十天左右痊愈，可他为什么老不好?护士告诉他，这可能是疱疹中的特殊“品种”，鸡蛋不是也不一样嘛，有双黄蛋，有单黄蛋。黄老立刻接上话茬：“还有‘小捣蛋’。”有一位护士一语双关地说：“和黄老说话长学问。”黄老却说：“我是‘南蛮’(广东人)，蛮子说话胡扯半天，误人子弟。”果然是“误人子弟”。

黄老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却经常“不安于室”。有时下楼到医院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干脆坐着轮椅让护工小田推到附近街上溜达溜达。家人有些担心，护士更是不让他四处乱跑，他却说：“甭担心，圈久了的老猫，到处乱跑，你还怕他丢?几时见过九十七岁的老猫坐在轮椅上还怕丢的?”

说到猫，黄老爱给人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公子哥，家里养了不少的猫狗。有一天公子午睡起来，拿着棍子把猫打得嗷嗷叫，旁边的一只老猫看了不忍，忽然作人言，说：“一只猫，打它干什么?还是放过它自己积德。”那公子奇怪，问：“你是老猫，何作人言?”老猫默然许久，忽又发人声曰：“公子没有注意，天下的老猫都会说人话，只是他们都怕出言惹祸，所以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免得受人欺负。”黄老认为，天下的老猫因为接近人多，都会或者可能会说人话，但老了便三缄其口。这或者和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用意不同。

我对着修改和增补的部分反复品味，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

去年七月呆在北京的几天里，我有意把话题引向他的人生经历，他充满传奇性的一生，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我喟然感叹：你的一生就是一本历史书。他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历史书，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我问他：“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说：“个人的历史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自己的历史只有自己明白。尽管你说我心底里还保留了许多秘密，但很多事我还不能说，因为有关的档案中央还没公布，那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如果真要作自我评价的话，我想，当一个人到了知天命的时候，闭起眼睛想想，扪心自问，自己的一生是否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得起朋友，如果感到无愧、无憾，那人生就是完美的。”

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你是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应该知道，历史往往是当代的历史，掺杂了许多当代人的权与利的因素，历史不断地被重写……在国家的档案馆里，许多历史材料是空白的(例如，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的材料没法找到了，当事人也死了)，也有许多材料是伪造的，比如当年那些小特务为了交差随便打个小报告就去邀功拿钱，结果报告在档案里留下来了，但是假的，坑害了多少人?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传闻也不可靠，如海外东坡之谣;报纸的报道有时也可作假，如辛亥革命后上海发的‘京陷帝崩’的消息，那是为了胡弄满清政府故意作的假。世界上无奇不有，越演越烈，到现在被称之为‘造假时代’，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学历造假，证书做假，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还把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翻炒，出书、上网，闹得沸沸扬扬。”

聊着聊着，黄老忽然问道：去年你那篇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响。我说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知道了你的近况，都深感欣慰。黄老又问：他们读懂了吗?我说，那就得看各人的修行了。他笑了笑：“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从来都有。国内有，国外也有，搅在一起，利益所致。”又说：“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面对各种闹剧，我们需要慎思，更需大智慧啊。你的名片上不是用了尔雅先生刻的‘笑骂由他’的印吗?‘笑骂由他’也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但真要达到这境界，不容易啊。”

他抓住我的手，边拍边说：“大德，我知道自己是快要走到人生尽头的人了，此时此刻，我敢说无愧、无憾这四个字了。”说着，他脸上露出了一丝从没见过的、自豪的笑容。

是的，对于一向给人谦和感觉的他，这恐怕是人们从未见过的自豪的笑容!

是的，他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记得九年前，我在一篇《苗子杂书杂谈》的文稿中，曾有一段提及他在“皖南事变”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得到了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人的电文后，便立即向邓颖超通风报信，于是，毛泽东在1941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根据黄苗子提供的信息，揭露了日寇和亲日派的阴谋。但黄老划掉了这段内容。然后给我电话，说此事中央还没公布有关档案，目前还不宜发表。

黄老明知这样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但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民族面临大灾大难的时刻，他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向共产党提供的国民党的情报。虽不能说他丰功至伟，不仅保住了八路军办事处，拯救了周恩来，而且还扭转了时局。但他不仅不居功不争，而且还不让我说。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可是，1949年之后，他莫须有地被流放北大荒、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时光。但他无怨无悔，默默地承受着。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没能把他吞噬;历史的风风雨雨，没能把他摧毁!他以独特的微笑，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

这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

要读懂黄老这本大书不容易啊。

如今，黄老走了，无愧、无憾地走了!

黄老，天国中再没有人间那令你最不屑的闹剧和无休止的争斗了———谁敢无事生非，是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的。不然怎么叫天国哩!

蓝天上，我仿佛看到，朋友们簇拥着久违了的苗子，我父亲黄般若拿出一只广东烧鹅腿，无肉不欢的“馋猫”马上拿起大快朵颐，满嘴肥油———他好久没尝这美食了。郁风这老太太又在对他唠唠叨叨……像年轻的恋人在打情骂俏，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