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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子无愧无憾地走了

2012-01-17 09:52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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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仔走了!”我在电话中向澳洲那边的三哥报告了黄苗子老人去世的消息。

以“猫仔”称呼黄苗子,恐怕只有我们一家子。似是不敬,但这却是我们家的专利。这不仅因为我们两家有四代的文字因缘,更重要的是因为“猫仔”这名字是我父亲给他起的,而后来“苗子”的名字,也是我父亲给他改的。而他1932年也是在我家“离家出走”到上海的。虽说“苗子”一名成了他沿用至今的名字,但叫起来,总觉叫“猫仔”比叫“苗子”亲切。所以从父辈到我们这一代就那么叫下去了。幸好他不仅毫不介意,而且还挺高兴的。当然,见面时我们都尊称他为“黄老”或“苗子叔”,我们的儿女则称他为“苗子爷爷”。

我三哥黄大成早已到澳大利亚定居,(上世纪)九十年代,黄老也到澳洲定居了好长一段时候。那时,三哥在布里斯本开了一个卖文房四宝的小店,黄老无意中来到店中,看到店中挂着于右任写的《黄石斋》的店额,甚是眼熟。当时我三哥的儿子咏明在看店,黄老问他:“你和黄般若是什么关系?”咏明说:“黄般若是我爷爷。”他乡遇故知,黄老兴奋极了,立即写了个电话号码说:“我是黄苗子,你也要叫我做爷爷!请你爸爸给我打个电话。”从此,他在异乡多了个子侄辈。而我三哥因跟随父亲几十年,于文物颇多了解,亦善书画之道,两家人也时相往来,于是,黄老聊天时又多了一个话题,多了一个知音,多了一份乐趣,少了一分乡愁。

猫仔回北京后,我哥也常惦记他。每次来电,都要问问猫仔的近况。去年七月,我三哥的儿子咏晖从澳洲回香港省亲,他遵我三哥之嘱,一定要专程到北京探望苗子爷爷,并请我作陪。我这几年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探望黄老的,去年本来在三月份已去过一回,但因只要开会,没有很多时间和他聊天。心有不甘,于是又趁此机会在北京呆了六天,又是天天去和他聊天。

那时黄老的精神与三月份见他时虽然差了点,但思路仍然十分清晰,谈吐甚健。八月,他做了一次手术,术后情况并不理想,十月份,就听说黄老的情况不那么妙。虽说忧心,但早已习以为常。自郁风先生走后,他的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住进了医院,并来不时传来病重的消息,但都化险为夷,我多次跟他开玩笑:“你是个专门创造生命奇迹的人。”他哈哈大笑,“有什么办法,马克思就是不让我去报到。”大概正因如此,谁也不相信他会出什么事的。

这不,10月30日,他又现身北京百雅轩798艺术中心,参观了正在这里举行的“艺缘———黄苗子郁风艺术展”了。但去年底在与他的儿子、媳妇通电话、邮件时,我似乎不敢那么乐观了。记得去年12月16日在一个展览会上,见到了欧初先生,我告诉他,黄老看来真的病危了。他听了几乎跳了起来,瞪了我一眼:“瞎说,他好得不得了,我前两个月才到北京看过他,虽说做了手术,但精神奕奕,和我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心里想,黄老病危而能大步跨过死神的门槛,这是他的朋友圈中对他的健康情况的惯性思维逻辑,传闻何足惧哉?过不了一头半月,他又必将如生猛的蚱蜢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照样无肉不欢,照样读书写字,和远方来客聊天,滔滔不绝……

在和黄老家人的电邮中,我不断得到关于他最新的消息:12月19日,他获颁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所得到百万奖金,悉数捐赠给人民美术出版社;1月1日,孩子给他拜年,祝他新年快乐,早日康复。他笑着说:“我100岁了!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尽管笑声没以前那么清脆响亮,但还是那么甜,那么令人陶醉。也就在元旦这一天,百雅轩的李大钧告诉他,已和人民美术出版社说好,大家一起联手出黄苗子集系列画册。那一天,大家都以为奇迹会出现的。我在远方也祝福他,让死神远离他而去!

然而,元旦过后,5日早上我收到黄苗子儿媳唐薇发来的邮件,主题是“爷爷病了”:“大德先生:黄老昨天又进ICU了,这一次是肺部感染,目前感染尚在控制中,只是爷爷的身体现在太弱,没有力气咳嗽。我盼他会好起来,过年时姗姗从学校回来去看他,画猫给他看,他还和她开了句玩笑。”我随即给她回邮:“希望他能再次创造生命的奇迹,愿友人在天之灵保佑他。”

7日,唐薇又发来邮件,主题是“爷爷暂时稳定”:“爷爷暂时平稳,但是始终报病危,重点监护,每日只有傍晚时分家人才可以轮流进去看看。他一直昏睡无意识。”

我意识到黄老的路就要走到尽头了。9日,接到唐薇发来的短讯:“我们亲爱的爷爷和奶奶团聚了。一月八日午十一点二十七分。”同时我又得知,大雷、大威、大刚已谨遵父亲的遗嘱,第二天就把黄老的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了。

 

我已没有惊愕!前年到北京探望黄老时,他已和我谈到生与死的话题。他说:我二十年多前写下一篇《遗嘱》的一段话,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不留骨灰,更不搞什么“安葬”,不许家属通知朋友或者媒体。如果谁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最恰当的。他说,这遗嘱是有效的,永远有效。

我也没有哀伤!犹记去年7月12日离京前,我们到医院向他告辞。聊着聊着,他笑着给我们讲起了一个昔日的故事:有一个广东人到上海,不会说普通话,有一天他头痛,指指自己的太阳穴,说“我云精刺”(广东人把太阳穴的部位叫“云精”,头痛叫“头刺”),说完,他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然后黄老从轮椅上站起来,指指自己的太阳穴说:“我也有点‘云精刺’,要睡觉了。阿晖,请你爸爸到北京来一趟,聊聊天,顺便看看北京的新景象。大德,相见亦无事,不来常忆君,你下次来时我们再‘倾偈’(聊天)吧。”说罢,微笑着,向我们挥手,直到我们离开病房。

每次到北京看望他,向他道别时他都是以这经典的微笑和挥手向我说再见。此刻,我抬头北望,只见蓝天上的他,拄着拐杖,在云端健步如飞,边走边回头,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那么潇洒,那么情深……不过,这次他没让我下次再来“倾偈”,也没说“云精刺”要睡觉。而是笑着转身扬长而去。他要去和郁风先生团聚,他要和老友聊天去也。

你看,郁风和他相拥,夏衍、齐白石、黄宾虹、叶恭绰、徐悲鸿、邓尔雅、黄般若、聂绀弩、张光宇、叶浅予、启功、吴祖光、王世襄、丁聪、张仃……一群昔日师友在那里列队欢迎他。

啊,啊,周恩来、邓颖超也在欢迎的行列之中。邓颖超是他参加革命时的单线联系人,那是1938年在广州的时候。而周恩来在他和郁风结婚后,趁到重庆之便,设宴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俩都是文艺界的贴心人啊,今天的聚会,他们怎能不来!

黄老走了,我们该高高兴兴地为他送行!在他要去的地方,只有欢乐,没有哀伤;只有笔歌墨舞,没有勾心斗角!

记得前年到北京时,在医院陪他聊天,十天中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但说得最多的是对朋友的思念。朋友知道我北京之行后,纷纷建议我写一篇关于黄苗子的稿,以满足大家对他的关切之情。于是我信笔写来,写完后把稿子用邮件发给他过目。他看后给我电话,笑得很开心,说文章写得很好,但他还想加点什么。几天后,他把稿子发了过来。一看,黄老不仅逐字逐句地看和改,而且而在文后加了几百字,其中最精彩的是下面三段:

黄老在医院任是幽默随和。许多年轻护士喜欢工余陪黄老说话,有人还顺便整治他一下,比如捏他鼻子。更有“胆大妄为”的是,竟趁黄老熟睡之际,抓起毛笔在他额头上画了个“王”字,还得意洋洋地说:“把老猫变老虎,爽歪了!”毕竟是“二流堂”人物,黄老不以为忤,反而主动告诉儿子,颇有几分赞赏。也难怪,在喜欢开玩笑的黄老面前,一般人很难占到便宜。有一次,黄老问护士,他染的带状疱疹,别人一般十天左右痊愈,可他为什么老不好?护士告诉他,这可能是疱疹中的特殊“品种”,鸡蛋不是也不一样嘛,有双黄蛋,有单黄蛋。黄老立刻接上话茬:“还有‘小捣蛋’。”有一位护士一语双关地说:“和黄老说话长学问。”黄老却说:“我是‘南蛮’(广东人),蛮子说话胡扯半天,误人子弟。”果然是“误人子弟”。

黄老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却经常“不安于室”。有时下楼到医院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干脆坐着轮椅让护工小田推到附近街上溜达溜达。家人有些担心,护士更是不让他四处乱跑,他却说:“甭担心,圈久了的老猫,到处乱跑,你还怕他丢?几时见过九十七岁的老猫坐在轮椅上还怕丢的?”

说到猫,黄老爱给人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公子哥,家里养了不少的猫狗。有一天公子午睡起来,拿着棍子把猫打得嗷嗷叫,旁边的一只老猫看了不忍,忽然作人言,说:“一只猫,打它干什么?还是放过它自己积德。”那公子奇怪,问:“你是老猫,何作人言?”老猫默然许久,忽又发人声曰:“公子没有注意,天下的老猫都会说人话,只是他们都怕出言惹祸,所以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免得受人欺负。”黄老认为,天下的老猫因为接近人多,都会或者可能会说人话,但老了便三缄其口。这或者和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用意不同。

我对着修改和增补的部分反复品味,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

去年七月呆在北京的几天里,我有意把话题引向他的人生经历,他充满传奇性的一生,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我喟然感叹:你的一生就是一本历史书。他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历史书,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我问他:“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说:“个人的历史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自己的历史只有自己明白。尽管你说我心底里还保留了许多秘密,但很多事我还不能说,因为有关的档案中央还没公布,那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如果真要作自我评价的话,我想,当一个人到了知天命的时候,闭起眼睛想想,扪心自问,自己的一生是否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得起朋友,如果感到无愧、无憾,那人生就是完美的。”

 

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你是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应该知道,历史往往是当代的历史,掺杂了许多当代人的权与利的因素,历史不断地被重写……在国家的档案馆里,许多历史材料是空白的(例如,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的材料没法找到了,当事人也死了),也有许多材料是伪造的,比如当年那些小特务为了交差随便打个小报告就去邀功拿钱,结果报告在档案里留下来了,但是假的,坑害了多少人?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传闻也不可靠,如海外东坡之谣;报纸的报道有时也可作假,如辛亥革命后上海发的‘京陷帝崩’的消息,那是为了胡弄满清政府故意作的假。世界上无奇不有,越演越烈,到现在被称之为‘造假时代’,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学历造假,证书做假,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还把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翻炒,出书、上网,闹得沸沸扬扬。”

聊着聊着,黄老忽然问道:去年你那篇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响。我说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知道了你的近况,都深感欣慰。黄老又问:他们读懂了吗?我说,那就得看各人的修行了。他笑了笑:“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从来都有。国内有,国外也有,搅在一起,利益所致。”又说:“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面对各种闹剧,我们需要慎思,更需大智慧啊。你的名片上不是用了尔雅先生刻的‘笑骂由他’的印吗?‘笑骂由他’也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但真要达到这境界,不容易啊。”

他抓住我的手,边拍边说:“大德,我知道自己是快要走到人生尽头的人了,此时此刻,我敢说无愧、无憾这四个字了。”说着,他脸上露出了一丝从没见过的、自豪的笑容。

是的,对于一向给人谦和感觉的他,这恐怕是人们从未见过的自豪的笑容!

是的,他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记得九年前,我在一篇《苗子杂书杂谈》的文稿中,曾有一段提及他在“皖南事变”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得到了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人的电文后,便立即向邓颖超通风报信,于是,毛泽东在1941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根据黄苗子提供的信息,揭露了日寇和亲日派的阴谋。但黄老划掉了这段内容。然后给我电话,说此事中央还没公布有关档案,目前还不宜发表。

黄老明知这样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但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民族面临大灾大难的时刻,他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向共产党提供的国民党的情报。虽不能说他丰功至伟,不仅保住了八路军办事处,拯救了周恩来,而且还扭转了时局。但他不仅不居功不争,而且还不让我说。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可是,1949年之后,他莫须有地被流放北大荒、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时光。但他无怨无悔,默默地承受着。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没能把他吞噬;历史的风风雨雨,没能把他摧毁!他以独特的微笑,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

这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

要读懂黄老这本大书不容易啊。

如今,黄老走了,无愧、无憾地走了!

黄老,天国中再没有人间那令你最不屑的闹剧和无休止的争斗了———谁敢无事生非,是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的。不然怎么叫天国哩!

蓝天上,我仿佛看到,朋友们簇拥着久违了的苗子,我父亲黄般若拿出一只广东烧鹅腿,无肉不欢的“馋猫”马上拿起大快朵颐,满嘴肥油———他好久没尝这美食了。郁风这老太太又在对他唠唠叨叨……像年轻的恋人在打情骂俏,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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