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维奇的作品

马列维奇的愿景彻底失败了吗？人们似乎可以说，情况不可能更糟糕了：数百万人死于内战，在斯大林统治期间，甚至在斯大林之后，共产主义梦想被无限期推延了。然而，我们很少认识到苏维埃社会——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面。人几乎不会被解雇。因此一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周工作两、三天都是很有可能的，人们从而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其他项目上，或者什么都不怎么做。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和散步”，由于资本主义风格的消费乐趣并不常见，而图书馆、免费讲座和课程等文化资源却比较常见，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出现了整整几代人的“守夜人和清洁工”——人们这样称呼他们——这些人故意找些容易的工作，靠国家担保的一小笔钱度过一生，利用空闲时间写诗、画画、讨论生活的意义。9

这一切活动当然也处于极权国家的监视之下，但人们或许可以说，这正是那些国家管理者感到必须维持极权的原因。俄国革命产生了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思想家或艺术家，能策划、规划、质疑一切的社会。因此他们必须被直接压制。而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大多数人根本没时间做这些事。

人们教育我们把革命的先锋派看做浪漫主义者。我们不清楚是否他们所有人都会拒绝这个称呼。革命传统——包括马克思的革命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可以直接追溯到浪漫主义，现在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地方恰恰是它的问题所在；但在我们看来真实的历史显然更为复杂。

让我们一步步地解释为什么是这样。

浪漫主义含糊的遗产

如今，浪漫主义总的来说已经显得很糟糕了；它被看作愚蠢，也可能很危险。“浪漫化”成了情绪性的理想化的代名词，无论是对自然、农民、高贵的野蛮人、穷人还是对想象中的创造性天才的理想化。人们认为在政治上接受浪漫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某种独裁民族主义，最糟糕的情况便是纳粹德国（the Third Reich）。然而，先锋派传统同样几乎是完全植根于浪漫主义。

导致这种看法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如今很少有人知道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家究竟说了什么——尽管公平地说，他们用故作晦涩和艰难的文笔写下的矛盾的东西，也起不到多大帮助。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澄清浪漫主义的某些一贯风格，他们和我们通常想象的并不一样。

举个例子，现代主义者着迷于对比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那句著名的说法：“原始人、孩子和疯子这三种特权身份”生产的艺术。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共同处？二十世纪人们通常认为，教会文化权威的崩塌使欧洲人失去了共同的视觉语言，因此通过研究野蛮人、疯子和孩子之间的相似性，或许能恢复某种纯粹的、前社会的、因而是普遍的视觉语言，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共同语言。正如我们所见，革命先锋派有时也会以某种方式接受这些观点。不过，浪漫派最初的想法要更激进得多。它其实与文化概念——这个概念正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发明——紧密相关。认为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特有的语言、民俗、举止、神话、情感，甚至包括幸福的形式，共同构成一个表现性的整体，是某种“大众天赋”的产物，这种观念植根于一种假设，即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已经在从事艺术表达了。按照这种文化观，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被一代代的人传承下来的创造力赋予了意义和情感色彩。“我们通过聆听来看”，赫尔德（Herder）写道，因为我们童年时代得知的神话和诗歌规定了当我们看一座山、一片森林或另一个人时，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什么。但文化的创造是持续性的。正如德国诗人和哲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那句著名的话所说：“每个人都注定是艺术家。”艺术天赋只是“人类一向在做的事情的典型化和强化。”

浪漫主义者坚称，问题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制造了如此令人窒息和残酷的社会压力与期望，以至于很少有人能保持完好的人性和自由进入成年。资产阶级教育能扼杀想象力。因此儿童和未受过教育的“原始人”之所以被认为有共同处，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或者还没有）被压垮。相比之下，那些设法在像我们这样的病态的社会中，保留住每个孩子最初都具有的天生艺术“天赋”的人，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往往被这种经验折磨得半疯。德国浪漫主义小说，比如西奥多·戈夫曼（Theodor Goffman）的小说，常常把一些半疯的艺术或精神孤独者与一类乏味、可怕的市镇居民——医生、市长、市长的妻子和情妇——对立起来，后者联合起来反对前者，认为其存在是对他们狭隘虚伪的现实的攻击。

诚然，德国浪漫主义初期的民主阶段逐渐演变成了保守的民族主义。但这些核心思想也根本地重塑了之后所有对政治和艺术的思考。

从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角度看，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从表面上看，大多数崇拜理性的法国革命者似乎与人们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卢梭的确接受了一些浪漫主义观点，但这两种运动的语言和情感通常都相差悬殊。但浪漫主义最激进的思想之一便是认为，如果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聪慧的孩子，那么自由和天赋的缺乏，或者愚蠢、恶意和虚伪在社会中的散布就只能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惊人的。法国革命者有时十分坚定地想证明这一点，为此甚至把贵族的孩子放到酒鬼的家庭里——只为了证明他们也会变成酒鬼。

然而，先锋派的概念是伴随着关于法国大革命如何迷失方向的争论出现的。（顺带一提，现代保守主义和社会科学也是在这时出现的。）反革命派认为，对理性的崇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恐怖统治；对想象力的崇拜也是如此。试图把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摧毁维系着社会并使生活有意义的一切：社区、团结、身份、权威……基本上也是从那时起成为社会理论的研究主题的一切东西。相信社会变革是好的且不可避免的人，也认真地对待了这些反对意见。从这些争论中直接产生了艺术先锋派（artistic avant-gards）和政治先锋队（political vanguard）的概念，其实它们最初被认为是同一种东西。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十分复杂的历史做出一段有些粗暴的总结：可以说，在法国以圣西门伯爵的追随者和他的前任秘书奥古斯特·孔德的追随者之间的争论为代表的辩论，基本上可归结为对如何实现从农业封建社会秩序向商业、工业文明的转变的讨论。有人认为，中世纪领主或许很苛刻，经常随意使用暴力，在许多方面可能比盗贼团伙好不到哪去。但他们有教会，教会能调用美和意义的结构，让每个人清楚地感到到他们在更大的社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后者正是工业社会缺乏的。现在教会已经没用了，工业巨头们似乎认为他们提供的物质激励本身就已经充分了。但显然不是这样。缺乏新的阶层来履行先前祭司的职能，直接导致了政治混乱和社会规范的丧失。孔德想象这个新的阶层应当是科学家：因此他最终建立了实证主义的宗教，其中社会学家将扮演神职人员的角色。圣西门搜寻了一阵（他一度关注工程师），最终决定艺术家应当成为引领人们走向自由平等之文化的先锋队，他相信在这种文化中，强制的机制终将消亡。

一个多世纪以来，希望成为革命先锋队的人一直在争论他们应当更像科学家，还是更像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些争论让他们形成了各个派别。革命政党不断试图让受异化程度最轻的人和最受压迫的人组成联盟。人们盼望艺术和生活间的壁垒倒塌，使我们回到一个能实现诺瓦利斯的设想的社会，这一愿望始终是革命计划的内在组成部分。到了二十世纪，许多广为人知的先锋派艺术家甚至不再按照制作“不朽的艺术作品”的方式创作了，转而主要构思如何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权力和自由。因此，20世纪先锋派最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最有成就和独创性的艺术类别其实不是拼贴，而是宣言。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俄罗斯的话题。

俄国革命先锋艺术直接植根于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传统。它设想的“未来的人”（Budetlyans）不仅要从那些桎梏他们创造力的不公平、充满恶意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他们也要有孩子所拥有的自由。显然，人们不会天真到相信他们过上字面意义上的孩子的生活，相信共产主义能创造一个没有死亡、背叛、存在性恐惧、病态的强迫或得不到回报的爱的世界。只有真正的孩子才能体验这样的天堂。相反，它将创造一个这样一个世界，使未来的人有权力、义务和机会以美得惊人的方式，反思那些不可避免的成人的存在性问题。那将不再是一个被划分成疯狂天才和迟钝顺从的傻瓜——一些要么不理解要么奉承的旁观者——的世界。每个人都将同时成为这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