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以正宗之名，将物从它们的“奴隶般的有用性”中解放出来;正宗，是收藏的合法理由。可是，这一正宗却反过来预设了使正宗得以可能的异化，正是通过这种异化，鉴赏家所识别出的价值，才替代了使用价值。换言之，物的正宗测量出了它的异化价值，反过来看，这是收藏得以维系的唯一空间。

恰恰因为收藏家将物与过去的疏离转变成为一种价值，收藏者的角色就与革命者的角色相连了：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只有毁掉旧的，新的才能冒出。所以，这决不是偶然的：伟大的收藏家经常出现于与传统决裂并迷狂于革新的时代：在传统社会里，引用和收藏都是不可设想的，因为，要在那里切断传输过去到我们当前的传统之链，是不可能的(《没有内容的人》，64)。

如果奉献(sacrare,consecrate)是指将一样东西从人类法则的领域移出，那么，“亵渎(toprofane)”，则是相反，是要将这样被从人类领域移出的物，重新交还给人去自由地使用。伟大的法学家特里巴修斯(Trebtius)这样写道：“严格说，亵渎是指那些曾经是神圣或宗教上的物品交还给了人去自由地使用，或使其重新成为人的财产”。而“纯洁”是指这样一些地方：不再分配给死者的神，现在已“既不神圣，也不圣洁，也不宗教，摆脱了所有这些名堂”。

被交还给人去共同使用的东西，是纯洁的、亵渎的、摆脱了神圣之名的。但使用在这里并不显得自然：我们只有通过亵渎，才能实现使用。“使用”和“亵渎”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有待我们澄清。

宗教可被定义为将物、地方、动物或人从共同使用中移出，转移到一个单独隔离的地方。不光是没有隔离就没有宗教，而且，每一种隔离也都包含或保存着一个真正的宗教内核。用来实现和调节这种隔离的装置，是牺牲：通过一系列精微的仪式(它们依文化而不同，人类学家HenriHubert和MarcelMauss作了完整的列举)，牺牲总是在批准把某种东西从亵渎(世俗)的领域，隔离到神圣的领域，从人的领域，被隔离到神的领域中。最本质的，是那一切割：它隔开了两个领域，那是祭品必须跨越的的门槛，有时是从俗到圣，有时是从圣到俗(《论亵渎》，74)。

各种装置越是渗透和播散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就越会发现它面对了一个很闪忽的因素：这因素越是顺从，就越难被统治机器捕捉。现在还不好说这个因素会成为革命主体，也不好说它就会终止或甚至威胁那架统治机器。哪里是历史终结了，我们现在甚至反而是正在见证着这一机器的不断的、无目的的转动，仿佛是对于我们曾经向往的神学经济的巨大挖苦，这机器正承担着天道对于这个世界的统治。可是，这架机器(忠诚于天道的原初的末世召唤)非但没有赎回我们这个世界，却正在将我们拖向灾难。对于这些装置的亵渎----也就是说，将那些被捕捉住、并被隔离到这些装置中的东西重新推入共同的使用----也就显得更急迫了。但是，如果那些被捕捉和被隔离者自己都不能去干预自身的被主体化(支配)过程，也不能干预他们自己的装置，不能带出那无法被统治的因素，那么，政治的尾尘正离我们远去，政治的起点也将依稀难见(《什么是装置?》，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