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王图》 资料图片

据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介绍，为弄清馆藏《明天王图》的来历，经其多方访查，1929年河南安阳萧曹庙夹墙内曾出巨幅古画八轴，内有观音、天王、关公、雷公、雷母等，一直为驻在当地的民国军人保管，该件可能便是其中的天王图。和台湾方面依靠当地人回忆的口头访查相比，《续安阳县志》的记载更为权威。调查与县志的记载有部分符合，可以肯定，这是同一批古画。但两者关于古画的数量有差别，时间、地点也有差异。根据县志记载，古画1921年前在天宁寺，随后存放在安阳县教育局所在地鼓楼东街路北，从1932年开始，才存放于保存委员会的办公地址萧曹庙。因此笔者推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调查信息可能为前述军队夺走事件，古画只是短暂归军人掌握，为掠走而非保存。

四、古画南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除了军队的进退、民众的流离外，众多政府机构、文化机构、工厂企业、大中院校等都进行过战略转移。国家层面的有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河南省层面的有河南博物院文物南迁。此时的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为避免文物落入敌手，也护送文物加入了南迁行列。此后关于古画的信息，全部来自梁福臻先生的回忆。他当时初小毕业，跟随古物保存委员会的成员一起逃难，对古画印象深刻。

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为避免珍贵文物落入敌手，安阳古物保存委员会决定文物南迁并开始做准备。他们开始订装古物箱子，只选择一部分珍贵的文物，而那些比较笨重又不太重要的文物则暂时留下。

1937年10月13日下午，也就是日军攻占安阳前20天左右，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部分人员及家属护送挑选出来的文物登上火车，沿平汉铁路南迁。梁福臻能够准确回忆出时间，因其母次日即被日机炸死。这些文物被装入长短不一的十几个箱子，其中有五个一丈多长的长条箱子，显然装的是这批巨幅古画。古物保存委员会护送古物的有裴希度主任和裴高宏，裴主任的二儿子也在其中，梁福臻和他哥哥一块同古物走，可以免费乘火车南逃。五人一行，亦公亦私，既是转移文物，也有逃难的色彩。梁福臻父亲则留守安阳。

一行五人乘火车离别安阳，过了黄河，到了许昌下车。他们带着装古物的大木箱子住进许昌大旅社。在许昌停留不到半个月时间。因安全性不高，他们仍需转移。但继续南下的话，此时淞沪会战接近尾声，日军很可能溯长江而上，武汉并不安全。古物保存委员会最终决定西迁南阳，就租了两辆大汽车，一辆汽车装载着古物箱子，人都挤到另一辆汽车里，向西南方向逃去。沿途砂石铺道，坑坑洼洼，风尘仆仆，车辆颠簸，一百多公里路，走了几天才到了南阳。

在南阳一行人最初住在县政府东邻的一家旅社里。由于经费紧张，不到一星期，就迁到了油坊坑夹道，租借民宅两座房子，文物的安全性相应下降。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梁福臻父亲因妻子被日机炸死，一路追到南阳，委员会三人再次聚齐。此时南阳的局势已开始吃紧，大量难民涌入。考虑到南阳也介入危险区，委员会决定不在南阳久停，为了国宝安全，继续向西迁移。因为经费困难，还曾考虑靠展览古物维持生活。为了减轻古物保存委员会的经济负担，克服再逃时的路费困难，梁福臻父子三人告别裴希度等人北返安阳。此时，安阳古物保存委员会已决定带着包括这组古画在内的文物向内乡县迁移，后不知所踪。

30年后的1967年，曾长期担任国民党高官的顾祝同将自己保存的一幅《明天王图》捐赠给台湾历史博物馆，但并没有讲清此画的来源。而《道教雷部辛天君画像》则于1993年由美国实业家卡瓦诺和凯瑟琳夫妇从弗兰克·卡罗公司购得，并于1998年捐献给波士顿美术馆。弗兰克·卡罗是20世纪上半叶将大量中国文物贩卖到欧美的文物商卢芹斋的画廊继承人，这幅画很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流失。至于其他画作，经历战乱之后，是否存世，存在何处，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