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隐图》局部

书籍与版画

在明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嘉靖时期（1522-1566）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从1560年代起，书籍的出版数量开始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到十六世纪后期，在江南地区，印本永久性地取代了手抄本，成为传播书写文化的主要方式。 其后的万历时期（1573-1620）标志着数量印刷全盛期的开始，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家刻和坊刻无论从种类还是出版的卷册上都超过了官刻书。处于变化的风口浪尖，出版商的经营策略亦趋于多样化。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这种视觉形态上的变化，喻示着刻书性质上的重大转向。

就上述方面来看，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此前的研究中，汪廷讷大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徽州商人和刻书者，而其个人特质，例如性格、追求、行为方式，则近乎一片模糊。新近发现的二十三卷本《人镜阳秋》中增补的《坐隐先生纪年传》（以下简称《纪年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汪氏的生平经历，加上汪氏个人文集《坐隐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署名顾起元的《坐隐先生传》（以下简称《先生传》），以及《曲海总目提要》、《续金陵琐事》等文献中的记录，使得我们能够根据这些文字，还原出汪氏的真实面貌。

刻书者

汪廷讷于万历五年（1577）出生于徽州府休宁县汪村， 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父亲汪仕齐“弱冠弃儒，修父业，贾于湖，得万货之情”， 于是家业大起。汪廷讷少时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并显露出相当的天赋。 万历二十一年（1593）廷讷捐赀进入南京国子监，翌年乡试失利。此后三年，廷讷主要寓居南京结交名流。万历二十五年（1597），廷讷迭遭打击，先是科考再次落榜，不久父亲汪仕齐病故，廷讷返家奔丧，生活的重心又转移回休宁。其后廷讷又连续三次应试，均告失败，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捐得盐课副提举的虚职。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边事起，廷讷北上京师，寻求入仕的机会。万历四十八年（1620），获任福建长汀县丞。天启三年（1623），改任长乐福海。两年后，廷讷奉差海上，于高盖山遇异人，遂“拍手顿悟”而去，不知所踪。

根据《纪年传》和《先生传》，可以得出汪廷讷这样一条基本的人生轨迹。由于这两篇文章都出自汪氏编印的书籍，请托的意味相当明显，因此，我们不仅要谨慎对待其中的评述性内容，亦要透过具体事件的逻辑，尽可能地追求细节和行为模式上的还原。

我们首先来看汪廷讷的性格和个人追求。廷讷十六岁之前主要生活在休宁，从父亲汪仕齐的事业和在乡里的口碑来看，廷讷的少年时期大致算得上平稳。商人的家世对于他性格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在晚明时的徽州，出身商贾家庭往往意味着背负上额外的使命。徽州自宋代（960-1279）以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一方面因为土狭人众，“其俗不儒则贾”， 但对于人生最终价值的认可，始终是要“复归于儒”。廷讷连续五次参加乡试，便是明显的证明。然而廷讷似乎于举业并无过人之处，以至于要通过纳赀的方式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此后由于屡次落榜，廷讷不得不另想办法来达到“归儒”的目的。万历三十五年，廷讷捐赀任盐课副提举，从七品，名义上进入了文官圈子，实际上只是有名无实。不仅如此，像他这样以监生资格出仕的人，即便获得实职，也只能在府以下的衙门得到辅助性的职务，而且这类任命通常在边远地区。 廷讷最后的身份是福建地方的一名下层官吏，并极有可能殁于任上。从这些情况来看，廷讷并不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淡泊名利，他对于入仕、获得士人精英身份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天启五年遇异人而“挂冠霞举”的叙述，明显是一种委婉、夸饰的写法。之后含糊虚幻的描述，极有可能说明廷讷此时已不在世。以他对仕途的执着，很难相信会在此时选择遁迹山林，即使眞因为前途无望而决意辞官，也更有可能是返回故乡休宁。所谓仙去云云，不过是要为廷讷并不圆满的结局涂抹上一些亮色。

至于廷讷的性格，在其“求仕”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敢于投入资财、且善于掩饰自己意图的特点。新安商人的精明和豪奢在晚明时已声名远扬，在廷讷身上体现出来的除了物质方面的追求，更有对社会形象的悉心经营。廷讷编撰的文集、戏曲和规鉴书籍中，几乎所有的序、跋、题赠的作者都将他描述为一位优雅、慷慨而富有才学的精英人物。然而官方纂修的文献对他却几近无视。万历至民国的府县志中，只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休宁县志》卷五“选举”的“舍选”部分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廷讷赠序、甚至录写序文的汪可进、金继震、金一中在县志中的记述都要远为详细。 方志作者在“舍选”篇首抒发的一段感慨，或许道出了廷讷被忽视的原因：

洪、永时，国子生最贵重，初入仕辄为词臣言官。宣宗后，始开纳赀例。吾怪休大邑，而以此应选者何寥寥也？岂非民风淳朴，务本业而事诗书，不欲以未学之材轻居民上哉？

汪可进、金继震都是进士出身。毫无疑问，在官方修史者的观念中，捐输意味着才学的欠缺，而且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可以想见，虽然汪廷讷通过写作、刻书、纳赀，与社会名流题赠往来，而营造出一种身处精英圈子的图景，但当时的士人阶层对他捐纳得来的功名是并不认可的。

正因为此，廷讷才会煞费苦心去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努力谋求一个实缺官职之外，亦利用各种手段包装、塑造自己的文人形象。由个人著述中收录的题赠文字来看，廷讷的社交圈子相当广泛，其中既有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焦竑（1540-1620）这些在整个明帝国范围内都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官员名流，亦有陈所闻、李赤肚等具有一定地方知名度的人士，甚至连建安王朱谋垄（1559-1620）和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也包括在内。这份令人惊奇的名单实际上真伪杂陈。总的来说，较为可信的交往对象，仍应集中在廷讷长期居住并加意经营的地域。从文献记录上看，廷讷寓居南京的四年对他的社交范围意义重大。这期间他除了读书应试，还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 为《人镜阳秋》作序的沈懋孝、余孟麟、黄汝良均曾在国子监任职，极可能与廷讷在南监就学的经历有关。不仅如此，廷讷的交往圈子更进一步扩展到更上层的官员：

少宗伯复所杨先生（起元）讲德南都，先生复执贽而禀学焉。间以所得质先生，大器重之，因授号“无无居士”，且为之解。

（丙申）是冬九月，冯大司成开之（梦祯）缘公会友汪龙门介绍，得授业，初课则曰奇材，惜欠引耳。昌朝字，司成订也。公少时梦天门开，遥瞻“华国昌朝”四字，及冯字之，默与梦征，乃知公天人也。

冯梦祯（1548-1605）时任国子监祭酒，掌太学法令及考核，官职为从四品；杨起元(1547-1599)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正三品。二人均是留都文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廷讷原字去泰，后以“昌朝”、“无无居士”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他并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此字、号的来历，其意自然是炫示自己与这两位文坛宗匠的交往。然而，对于两位大人物的“大器重之”，我们却不得不表示怀疑。陈垣先生指出廷讷在《全集》中伪造利玛窦题赠一事， 足以说明其性格中“投机”的一面。此外，《全集》和《人镜阳秋》的题赠文字中，诸如王穉登（1535-1612）、顾起元（1565-1628）等名士要么其文章由他人抄录，要么又成为他人文章的抄录者。《坐隐先生传》和《纪年传》里，更屡屡出现重要人物初见廷讷即大为称许、继而倍加礼敬的桥段，但对于具体的过程、细节又含糊带过。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就廷讷的个人特质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和大多数徽州商人一样，廷讷由于家庭出身的底色，使得他不仅早年致力于读书中举，终其一生，都将谋得功名、晋身官员阶层视为最高的荣耀；其二，廷讷家境富足，性格颖敏，亦通晓如何利用各种有效资源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透过他精心编织的文字，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是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汪廷讷如何利用版画印本中的图像，来实现这一目标。

棋谱

《环翠堂园景图》（以下简称《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以下简称《奕谱》）是环翠堂两部引人注目的印本。除延续汪廷讷一贯的“铺张”风格之外，它们的另一共同特点是主题均与坐隐园有关。坐隐园是汪氏的私人园林，修筑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此后又陆续加以扩建，最终形成令人惊叹的规模。汪廷讷将这座园林视为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从万历二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将近二十年间，坐隐园一直是他生活的重心，他大部分的书籍也刊印于这个时期。

《园景图》描绘的正是汪廷讷这座梦幻般的园林。此图原刻本为傅惜华收藏，手卷装裱，后来下落不明。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传本，以经折装册页的形式影印500套，是现今所见最接近原刻的版本。复制本为四十五面连式，髙24公分，长1486公分，由钱贡绘图，黄应组施刻。以目前的装订形态看，很难判断《园景图》初印时是否另配有文字，以及是否为书籍之一部分。《园景图》的刊印时间亦不确定，目前较为保守的结论是十七世纪初期。

《奕谱》全称为《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式奕谱》，有两卷的单行本和十八卷的全集本两种版本。单行本有可能先刊印发行，后来收入《全集》。如果从《全集》的角度来指称《奕谱》，则二者实为一体。《全集》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部，装成八册，每一部对应一册。第一、二册为《奕谱》两卷，三、四、五册为《题赠》三卷，六、七、八册为《坐隐先生集》十二卷及《坐隐园戏墨》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