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顾见龙 山水图页 纸本设色 纵24厘米 横15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扬州盐商与八怪的文艺来往

无论是清代扬州私人园林的主人，还是园林中文人雅聚的组织者，这之中从来不缺少扬州盐商的身影。昔日扬州的繁华，离不开商业，离不开盐商。身处“江吴大都会”，扬州人“俗喜商贾，不事农业”（《新唐书·李袭誉传》），经商之风由来已久，自古就会聚了全国各地的富贾、宦游、文人、手工业者以及各阶层人等，很早便由盐业而富。《史记》载西汉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乃至吴国盐商富甲一方，可以说是扬州人从事盐业的最早历史。唐朝以后，江淮地区成为全国盐业中心，且扬州成为海盐最大的集散地。盐商成为垄断经营的官商特权阶层，并在之后的长时间内延续世袭制。宋元时期经济重心的南迁，加速了两淮盐业的繁荣。明代万历年间实行的“纲盐制”则将盐业变为官盐专卖，盐商从此成为官商，并由零散个体变为商帮，成为独特的经济群体。尽管扬州经历了明末清初“扬州十日”的毁灭性破坏，但是在清初的休养生息与重建以及清政府的“恤商裕课”之后，两淮盐运使公署在扬州城的设立，直接促进了盐商的发展与壮大。

扬州盐商中本地人较少，以陕西、山西、浙江、江西、湖南及安徽等地商人为主。这些富甲天下的盐商给人的印象多是“侈服御居”“声色好玩”“穷奢极靡”，但其实他们的财富于物质享受之外也用于园林、道路、桥梁、庙宇、会馆等公共设施建设，用以报效皇恩、勾连官府。如徽州大盐商马曰琯曾经出资修建公路，鲍志道曾出资修造古虹桥，汪应庚曾建石桥，等等。扬州著名的三大书院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均由盐商出资修筑。这些书院往往“院中之树木植焉，而桃而杏，而松而竹，而杂卉，而山石之类，匠构自然”。乾隆之后，书院愈加园林化，且构景增多，不乏儒雅之气。扬州盐商或者盐官中文化素养较高的“上焉者”（民国《歙县志》），通文史、金石书画，自身便是文人学士，如曹寅、马曰琯、马曰璐、安歧、江春、江昉、汪懋麟、程晋芳等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担任江宁织造兼任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奉旨刻制《全唐诗》共计九百卷。雍正年间的大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则在家中置有刻印坊，刊刻有《说文解字》《广韵》《玉鉴》，以及朱彝尊《经义考》等重要刊本。

除了建立书院、印刻书籍、发展戏曲，扬州盐商对于文化艺术的投资绝不仅限于在私人园林中不定期举办的文人集会。为了更好地达到“儒商一体”，他们礼遇文人寒士，不仅“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广交文士，甚至将其召至门下，待为上宾，以便组织诗社画展、雅集文会（民国《歙县志》）。“养士之风”盛行于清代扬州盐商的社交圈内。不仅袁宏道、孔尚任、姚鼐等文人学士长期寓居扬州盐商家中，画界的许多人也与盐商有着深厚的交情。“八怪”中的汪士慎、金农、高翔、郑燮等人都是马曰琯兄弟馆内的常客。文献记载乾隆二年高翔50岁时，马曰琯赠其诗云：“未许人来怜遁迹，几曾天不厚清才。”而高翔在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与汪士慎合作的《梅花纸帐》，亦有马曰琯兄弟、厉鹗、全祖望、闵等名流的题诗。高翔病逝后，“二马”特以《哭高西唐》表达对老友的怀念。郑燮（公元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他出身寒儒，初到扬州时“谋事十事九事殆”，处处碰壁，并不顺畅，直到为程姓富商所赏识并资助，才终获中举。板桥寓扬州时又曾与马曰琯为邻，有《为马秋玉画扇》云：“缩写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风。墙东便是行庵竹，长向君家学画工。”附云“时余客枝上村，隔壁即马氏行庵也”。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暮春时，板桥与金农、杭世骏等聚集在小玲珑山馆，并为马氏画竹。黄慎（公元1687—1768年后），字恭寿、恭懋，号瘿瓢子，别号东海布衣。家境贫寒，少年聪慧，曾拜同里上官周为师，后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夏天到扬州，除寓居扬州平山下之李氏三山草庐外，亦曾居于杨倬云的刻竹草堂、杨星嵝（玉坡）的双松堂及新城的美成草堂。尽管有着“侯门吾寄食，梓里汝无家”的辛酸，但他还是积极参与了郑板桥的竹西亭九人之约，以及盐运使卢雅雨的“虹桥修契”等盐官或者盐商们举办的各种雅会。汪士慎大约在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来到扬州，并受到马氏兄弟的照顾，晚年又在马曰琯的资助下刻印了第七卷《巢林集》。陈撰（公元1678—1758年），字楞山，号玉几，世居浙江杭州。23岁北上扬州后住在项氏的玉渊堂，为其整理《水经注》《山海经》诸善本，并付刻成“玉渊堂本”。《扬州画舫录》中提到玉渊堂的图书及古器物之富“甲于天下”，均由陈撰逐一整理鉴别，“矜鉴赏，去取不苟”。雍正年间，陈撰改馆扬州程梦星之筱园，竟有十年之久。筱园与马氏的小玲珑山馆均为文人雅士聚会之所，《扬州画舫录》也对其有记载。陈撰晚年受盐商江春延请，入康山草堂成为幕宾，直到归里。江春，字鹤亭，善制艺、工诗，与金农、板桥、陈章等画家名流交游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