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社会文化、经济领域中，各类艺术品展览活动日益活跃，投资收藏交易行为此起彼伏，市场上的一些艺术品拍卖交易价格屡创新高。大众、专业媒体以及出版物中的“名人、名家、名作”现象，更给人们以纷繁杂乱之感，我们仿佛就生活在名家大师辈出、艺术精品迭现的年代。

以书画界为例，经初略统计，自近代起以不同方式称谓“大师”的人至少有百余位，而“名家”则更有成千上万。但从学术角度来看，真正名实相符、且能站得住脚的名家大师究竟又有多少？我经常参观一些艺术作品展览或拍卖品预展，有次在某著名美术馆内见到一位标明“大师”的画展，而这位中年“大师”就在现场奉送个人资料。此称号究竟是大众喜爱相奉、还是圈内人士共识？是出于某种目的需要请他人虚捧宣炒、还是自弹自唱以至自欺欺人？我均不得而知。坦率客观地讲，其作品虽然不能说毫无一点新意，但凭心而论，我想品鉴过的人恐怕大多都会感到，这样随便地就冠名“大师”宽容些来讲是否评价太高了点？并非笔者思想观念落后保守，要求文化人除须谦恭毕敬外，凡事都不能太张扬自己了。这是因为艺术大师必须经受历史的真实检验，鉴识大师也必须有一个大浪淘沙、劣汰优存的时间发展过程。当然，因为离我们太近之缘故，今人看今人难免有些模糊不清。就算该君日后真的成了大师，然而眼下就匆忙地“称王称侯”是否显得为时过早了些？还有能入“名人辞典”摆谱的究竟有多少是“免费的午餐”……类似现象就不一一摭拾了。试问那些自封或他称的“名家大师”，现有谁来评判分类，又怎么进行规范管理？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中都有名人，他们是在一定的时空域内产生较大作用影响的人物。名人自身名气有大有小，即使不能达到家喻户晓，但通常在一定的阶段范围内相应的社会知名度也不应当太低了。

从现代人才学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艺术名家乃德、才、学、识等诸要素矛盾综合运动的统一体，并受到当事人主观天赋努力、客观环境机遇等基本因素制约。就其影响范围和程度而言，通俗地讲大致还可分为大名家、中名家、小名家。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有所成就的艺术名家，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评判条件：即思想学识精深渊博、艺术功底深厚扎实、作品技法风格鲜明、人品德行值得赞誉，此外必须经历一定时期的历史检验。以中国传统山水画史为例，自五代以降也只经历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发展高潮，比如说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以及“南宋四家”、“元代四家”、“明代四家”、清初“四王”……每个阶段的发展走势及每个高峰的绝对尺度也都不同。能够承前启后、在艺术峰巅“潇洒走一回”的人，称作大师、巨匠恐怕应是不为过的。故按照客观规律，大师、宗师也只能是整个艺术家队伍中的少数佼佼者。

“名作”，是在某种学（艺）术或技能方面具有时代意义和典范作用的著名作品。对艺术名作来说则须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艺术内涵、高超的技法水准、深远的影响作用。如王羲之的《兰亭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等旷世杰作，哪一件不是影响流传深远、令人回味无穷的呢？再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傅抱石与关山月合笔的《江山如此多娇》等精品佳作，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也均享有较高声誉。但每个艺术家的作品中一般总是包含了不少泛泛之作，精品及代表作客观上只能占全部作品中的少数，也并非任何艺术家都可能创作出有较大影响力的名作佳构。

当今艺坛和艺术品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名人、名家、名作”，就其产生而言，在主客观方面有不少深层次的原因所致，如功利、道德、人情等等。说句老实话，谁不希望我们这个时代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名人？谁不希望艺术家们能够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影响流传久远的精构名作？但关键问题在于，艺术家的成长和创作均需要生活土壤滋养。作为艺术家情感心灵的真实再现，艺术名作何时能够产生，通常总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名家大师的出现同样也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绝不可能是靠拔苗助长或人为催生出来的。

市场经济自身存在其固有利弊，它既有助于人们实现对艺术品价值的客观认同，但也会产生诸如价格背离价值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将当前少数艺术家受市场冲击影响产生的某些功利浮躁现象，一味地归结为缺乏崇高艺术追求和人文精神的丧失，可能过于苛刻了些，但从事艺术创作不仅要有严谨扎实的作风，而且应当耐得住寂寞，本身确实来不得半点虚浮。正如市场供大于求一般，“名气”的客观影响一旦被人为地稀释夸大，其结果必将是“文化高帽”到处乱飞，实际上的“名人”、“名家”将处于廉价打折贬值、甚至远不符实的尴尬境地，其中还可能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负面效应。如在艺术品流通领域中，一些入道不深或附庸风雅的人士经常因此受惑被蒙上当。以愚之陋见：当前许多标榜有“名”的好像未必都真正地有“名”，有些冠以“大师”的人充其量也许只能够上“知名”或者“著名”的标准罢了，因而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