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百岁文化老人黄苗子，由张燕君创作的黄苗子传记《百岁顽主黄苗子》正式出版发行。《百岁顽主黄苗子》首度揭示了很多尘封已久的故事，包括传主与毛家的交往、牛棚岁月等。

与毛泽东的一面之缘

据该书讲述，1945年春夏之交，郁风的旧识蓝苹走进了“黄公馆”。不过，此时的蓝苹已改名为“江青”。她这次只身秘密来到重庆，名义上是为了治疗牙疾。在来“黄公馆”前，她已经在周恩来的批准下，见过了老友赵丹。江青为郁风带来了延安的土产红枣和一些新织的毛呢衣料，还有一张放大成十寸的照片：江青抱着五岁的女儿李讷。照片被郁风小心地贴进了相簿。吃饭时，他们聊到了延安，也聊了些重庆老友们的近况。

这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飞抵重庆。9月下旬的一天，黄苗子正在财政部部长办公室处理公务，听差告诉他有电话找他。原来，毛泽东想和他见上一面。

黄苗子稍稍有些意外。他惴惴不安地坐在藤椅上，一直等到了下午两点。正当他开始有些焦急时，身材伟岸的毛泽东出现在了楼梯口。毛泽东问苗子，重庆有什么新出的好书？苗子说自己正在读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说，周谷城是自己三十年前的老熟人。苗子问，周谷城在书中谈论说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游资侵入中国市场，从经济上掠夺中国人的血汗，不知这种现象在抗战胜利后能否抵抗得住？毛泽东回答说，那要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了。当时苗子心想，这话似乎不太现实。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问题很多，不止是外国经济侵略，根本还是要看人民能否当家做主，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决。苗子感到毛泽东的话很有道理。

因一个传闻被关进牛棚

1967年新年刚过，黄苗子被关进了“牛棚”，罪名是“国民党特务”。事情源于一件传闻。“文革”初期，潜伏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发回消息说，国民党往北京委派了一名小个子的黄姓特务。个头不高、姓黄，这两条都与黄苗子吻合，他所在机关的造反派由此推断黄苗子就是那名国民党特务。在对黄苗子进行抄家后，造反派又从黄苗子的日记本中，发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黄苗子曾经和乔冠华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要员王新衡一起吃过饭。这个发现让造反派对黄苗子的特务身份更加深信不疑。

黄苗子被独自关押在一间闲置的小屋里。在这里，他被勒令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日常工作除了打扫卫生、进行惩罚性劳动外，就是无休止地进行交代、检讨。“在牛栏、在监狱里天天从早到晚刮进我耳朵里的大喇叭声音——‘样板戏’，使我不胜烦恼。铁梅再勇敢，阿庆嫂再机智，一天到晚在你耳边灌，还夹杂着口号声、打骂声、派斗的叫嚣声，总之，以‘样板’作为主调的‘文革交响乐’，对我是长期的心灵宰割。”

黄苗子的同事、黄苗子专案组成员张金禄回忆：“当时我们曾听周扬专案组一个姓刘的组长传达，说江青讲过郁风是特务。于是，郁风专案组走遍全国外调，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问我们，我们也不清楚。后来，他们要下干校，就把事情推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愿意干。周扬专案组一个姓韩的、专门负责‘二流堂’案件的人来找我们，说：‘不行啊，怎么也得有点材料。’从这时起，我一方面搞黄苗子的外调，一方面也陪着他去外调郁风。调查结果，根本没有证据。最后上面有人说，黄苗子是特务，郁风也就是了。”

曾建议他改名字

关于沈从文与黄苗子的交往，学者李辉在相关传记里边也有提及，他说，独自漂泊北京开始闯荡文坛的沈从文，在生存艰难之际给郁达夫写信吁请关注和帮助。此时，来到北京的郁达夫就住在哥哥郁华——即郁风父亲的家中。

有意思的是，身为苗族的沈从文，对“苗子”这个名字颇有异议。他说，在湘西，“苗子”是过去汉人对苗族的贬称。于是，在写信或题跋时，他把“苗子”均写为“苗滋”。

1982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沈从文再次提醒一同前往的苗子先生：“这是苗区，你不能用‘苗子’这个名字。不然，苗族人会觉得不舒服。”于是，如今在沈从文母校文星阁小学那个著名泉水旁，有苗子当年题写的“一瓢饮”石碑，落款就写为“苗滋”。

沈从文与黄苗子时有书信往来。1976年1月，在周恩来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门外塞进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沈从文写的一封长信，有十多页。谈古代服饰史研究、谈局势、谈对未来的担忧，言辞坦率而激烈。信后特地注上一句“阅后一定烧去”。此时，苗子与郁风从秦城监狱回家还不到一年，自然不敢留下，阅后当即将信烧掉。

李辉说，“真是太遗憾了。要是不烧，留下来该多好。多有价值的一封信呀！”每次提到此事，黄苗子都要连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