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粉绘胡商俑，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另一个疑惑是胡商身上为什么不背钱袋呢？有的胡俑背着钱袋，这就是很典型的商人形象。据说粟特商人是“仅仅为了要多赚一点点而心甘情愿跑到世界尽头”的民族， “甚至于穷困到大部分时间只能以植物饱餐”，“通常可能都是一些往来于各个市场之间买入卖出小数量的小贩积极地从事着这种繁荣的行业”。

一般说来，胡人商队都互相牵引，结伴而行，攀缘队伍。《周书·异域传》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商队在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瞿潘密亲自率领下，与北齐进行大规模交易后返回，结果被凉州刺史史宁(粟特后裔)劫获，计有 “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汉人也是聚党成群。《太平广记》卷二九《李卫公》记载，代宗大历中，常熟道士去嘉兴，上船后“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从吐鲁番过所文书可知，小商队经常是10人左右，多者结成50人左右的群体。商旅结伴而行是当时的通例，他们甚至在唐后期乘割据混乱成群结队避“官道”而走“私路”以少纳商税。胡商穿越戈壁沙漠的商队一般都使用骆驼，而赶路的商队除了骡马运输外，至少会使用毛驴驮运货物，因为牲畜运载比肩挑背负大为省费省力，近年出土的墓葬石刻连幅画中清楚地记录了商队牵驴马行走或驼群相连的状况，由此可见当时粟特人、突厥人和汉人混合商队的规模。

客观地说，出身小商贩的胡商肯定地位低微，他们要饱受地方官府的管控，交纳衙署关口的赋税，经常遭受掮客牙人居中的盘剥，以及孤单上路面临商旅沿途风险等苦衷。仅从4世纪粟特商人之间所写的书信可知，他们经常由于时局危机而陷于困境，没有什么乐观的消息。而且信件显示出那种“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地理区域内活动的小商贩”的典型特征。在唐代社会中，民间商人被视为属于“杂类”“贱类”“杂流”等社会阶层，从贵族士大夫到一般市民都爱把他们视为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入仕做官的。即使在一些博戏玩乐场所，属于贱类的商人也常被人驱逐出去，不得与良人平民共嬉同戏。

3.手持包袱者

手持包袱的陶俑出土较少，这里根据形象仅举三例：

其一，故宫博物院收藏定名为唐代大食人的陶俑，头戴卷檐高帽，故宫研究者推测包袱内包裹的物品是丝绸，大概是因为丝绸可以卷成包袱。实际上这位胡俑左手夹持包袱，右手似乎在振臂挥手、吆喝叫卖或捏码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