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伽墓胡商图石雕原件及线描图

4.唐东都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与西京长安相比，商业世俗气氛更浓，武周时一度是商胡聚居的首选之地，南市及附近诸坊则是商胡聚居之所。延载元年(694)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用铜铁铸天枢，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天枢高90尺，作为一座巨大的标志物，是洛阳“蕃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洛阳胡商之众，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展品和各种图录中对粟特商人形象不断复制，经巡回展出，造成了一个假象，让人们以为粟特人都是商人，似乎他们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生，用金银货币的光亮送走逝者的成就，赚钱是他们人生的最终目标，从而长期掩盖了粟特移民流向农业或其他行业的真相，并使许多研究者忽视了粟特人入华后职业多元化的特点。对敦煌和吐鲁番粟特人聚落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新来的移民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粟特人本身并不是想以商人面貌出现，他们时不时地表露自己原来的身份，夸耀自己“本贵族种”“本国王姓”，所以粟特人并不是个个都为商人，更不是现代学人判断的一个所谓纯粹的“商业民族”。

我们现在看到博物馆里展出的两个唐代胡商陶俑，一个头戴唐人常用的幞头，一个头戴着丝绸之路上常见的尖帽，穿着同样的高靿靴，右腿一边的衣襟都被掀开。他们都弯着腰，身体前倾，证明货物不轻。他们右手都紧抓背囊带子，左手拿着波斯风格的有柄小口水罐，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丝绸之路上的外来商客，不是坐在骆驼上悠然自得的阿拉伯商人，也不是骑马牵驴的西域胡商，他们是步行的形象，这绝不会是能够穿越沙漠戈壁的胡商，他们只能是兜售货物的“单帮客”商贩，应该翻译成为Pedlars，意思是挨户兜售的小贩，或者是沿街叫卖的商贩、货郎。

有学者依据《太平广记》中对胡商的描述，认为在中原内地的外国商人以波斯、大食人为最多，推测胡商俑也是来自遥远的波斯、大食。这可能还是一个误会。中土内地出现的胡商俑，更多的还应是入华后活跃在北方地区的中亚粟特人，甚至是已经生活了几代的粟特后裔。荣新江、魏义天等学者近年已指出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几乎被粟特人垄断，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人的足迹。由于波斯商人在海上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所以他们更多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同样，在唐人传奇中出现的胡商番客似乎“大都富有”，也只是一部分突出事例罢了，“穷波斯”也不会是少数。

搞清楚了上述背景，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胡商陶俑的形象了：他们不是丝绸之路上骑驼牵马的贩运行商，只能是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其他州府城镇活动的小贩。这种胡商走街串巷、进坊入曲，是出卖异地商品的小买卖人，不像“坐商”占邸店、营质库、开商肆进行大宗贸易买卖。为了谋生他们四处游走，可能更愿出入达官贵族高门，以便背负的货物交易更快、出手容易。《隋书·宇文述传》记载其势倾朝野， “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所以在有地位、有官品的人的墓葬里出现小商小贩的胡人俑是毫不奇怪的。这并不是雕塑工匠独具慧眼，而是符合墓主人生前喜好、死后留恋的享受要求：映入眼帘的是胡商把珍稀异物、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送来。

饶有意味的是，胡商陶俑原型的“粉本”一直来路去向均不明。《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二月回鹘 “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笔者曾怀疑这个“囊橐”称谓是否就是墓葬里塑造的背囊弯腰的胡商形象呢？商胡与“囊橐”的区别是什么？可惜目前无法明了，笔者只能推测胡商陶俑浓缩的形象是 “背曲腰弓汗透怀，沿街叫卖苦生涯。抬头直脖争时价，计量毫铢贩宝翁”。在儒家为主导的汉地文化中，商人无疑被视作下等阶层之人，故隋唐墓葬中从不塑造汉人商贩形象陶俑，而唯独对胡人商贩有种特殊“情结”，而且固守着这类“雷同化”形象题材，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社会实际决定艺术形式这一根本原理，真正还原胡商形象俑的历史真相。

总之，胡商群体是一个分为不同类型的社会共同体，既有流动的“行商”也有入市的“坐贾”，既有长途贩运的“队商”也有挨门串户单干的“贩客”，既有家族式的“商团”也有行会组织化的“商帮”，他们通过贸易、宗教、婚姻、家族继承等各种关系不断弥散到各个区域，而且胡商之间即使陌生也会彼此认同，足迹广涉欧亚大陆，这就构建了4世纪至10世纪从中亚到中原的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