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亚胡商俑，河南洛阳出土

至于胡人手拿执壶(或银胡瓶)究竟作何用？一种意见认为胡商路途遥远手拿胡瓶供喝水之用，另一种意见认为胡商手拿执壶作为叫卖的物品。胡商手拿胡瓶而不是囊壶，笔者怀疑那是胡商经常提及的金胡瓶、银胡瓶，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的标志。《广异记·宝珠》描写武则天时说有士人前往扬州收债，夜间闻群胡斗宝，将自己冠上大珠卖与群胡， “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于醍醐中重煎”。只有胡商才有金瓶使用，这或许是他们的身份象征，而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用品。《广异记·紫羏羯》还说有波斯胡人以百万价买一僧人， “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作者专门描写的胡商腋下的这种“大如合拳”的小瓶，恰与陶俑手拿的执壶形象相近，所以它是胡商身份的表征，艺术工匠也才会把它塑造在胡俑形象上。

胡商本身只存在文字的想象中，要立体地感受，唯有依靠古代雕塑绘画艺术工匠的描绘记录。这使人很容易推想到工匠对胡商形象非常熟悉，他们顺从墓主人家庭要求，相信如能让俑并立环视侍候，就是和灵魂接触的最好印证，所以制作那些小本经营胡人商贩的造型，放在墓中随时满足主人需要，而且胡商俑一定是含辛茹苦的憔悴形象。

胡商负重背囊的推测

胡商背负着方形行囊被压弯腰的形象，使笔者长期猜测这么重的背囊里究竟装载着何种物品，请教于诸位前辈学者，他们也一直猜测不透。但这是最重要的入门钥匙，否则无法从另一角度判定胡商的身份究竟是富豪、坐商还是行商、贩客。

首先我们考虑到胡商贩卖的东西不会全是内地流通的物品，他们肯定是利用“外夷之货”的优势和特色获取利润，尽管受到限制，也会以己之长补其所短。唐《关市令》规定： “锦、绫、罗、縠、、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对行商在缘边地区贩运商货实行严厉的禁物政策，但对粟特人是个例外，允许他们以自己建立的聚落为据点组成贸易网络进行交易活动。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录高昌时期市场交易状况，当时官市收取“称价钱”的账历残片，交易货物有黄金、白银、蚕丝、石蜜、香料、药材、鍮石、硇砂等。尽管这些交易货物种类出自西域一个地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曾推测胡商身负背囊有三种可能：

一是贩卖玉石，玉石价格高于金银，获利较大。胡人米亮就与长安贩卖玉石的胡商熟悉，建议主人买玉以获得暴利致富。胡商带来的宝物，主要为金银、象牙、犀角、玛瑙、琥珀、珍珠、金精、石绿以及各种玻璃器皿和玉器，大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器物，但这些宝物多为向朝廷进贡的物品，一般不会背负在身上。

二是贩卖珠宝，因为珠宝贵重，物精体小，作为达官贵人、豪门富商享用的奢侈品利润极高。

《原化记·魏生》： “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上坐，其余以次分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径寸，余胡皆起稽首拜礼。”这种类似后世西方“富商俱乐部”的胡商赛宝会就是比珠宝，以珠宝为贵。无独有偶，武则天时，也有士人在陈留旅邸“夜闻胡斗宝”。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甚至创作过一幅《异国斗宝图》的作品。“斗宝”者，不仅在于互较宝物的贵贱、多少，而且还在于交换寻访到的宝物，以此决定人的地位。但是贵重物品可能性小，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商胡“左臂藏珠”“剖腋藏珠”“藏珠腰肉”“珠藏腿中”“剖身藏美珠”，珠宝经常藏在隐秘之处甚至肢体腋下，不可能背一大包沿街叫卖。《朝野佥载》卷三记载河北定州何名远“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所以出于安全原因，珠宝不会背负在身后。

三是修补金银器手艺人，走街串巷的各种手艺人箍桶钉盆、焊壶补瓶，他们背负各种材料和工具的包囊，修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金银器皿，工具在背囊里摆放得整整齐齐，所以背囊显得方方正正。若是贩卖金银器则更为沉重，一般都是几两几斤，包囊不可能面积那么大。《太平广记》卷三五《王四郎》说洛阳尉王琚携带五两黄金至长安金市，找张蓬子卖得二百贯，且说“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赵璘《因话录》卷三说在扬州卢仲元持金出卖“时遇金贵，两获八千”。这都说明金银贵重，获利又大，一般人买卖均以两钱计算，贩运装载背包规格不会太大。

经过文物与文献记载互补，我们结合史料认为有以下可能性：

1.石蜜。石蜜一般为固体的硬糖块，《唐会要》卷一○○云： “西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愈于西域所出者。”但实际上由于中原不产甘蔗，民间往往以谷物淀粉糖化成“饴”或“饧”，还是西域石蜜质量较高。唐代天竺、西域诸国皆以砂糖、石蜜贡送中原，凉州是集散市场，石蜜的贸易规模不小。贞观三年(629)，玄奘在碎叶城被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招待净食时其中就有石蜜、剌蜜、酥乳、葡萄等中原不易见到的美食。大谷文书中物价残片显示市场上有砂糖和石蜜，按质量等级定价，上等砂糖每两不过十三文，生石蜜每两要三十文，石蜜则要比砂糖价格高多了。石蜜种类繁多，分为浓石蜜、薄石蜜、白石蜜、黑石蜜、杂水石蜜等，据季羡林《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介绍，石蜜制造是将甘蔗汁或糖稀加热浓缩，配合牛乳、米粉煎炼合成。唐显庆四年(659)，苏敬、孔志约修《唐本草》时还称赞石蜜“西域来者佳”，其牛乳多，故品味上乘，并可做成黄白色饼块携带。石蜜价格昂贵，赚头大，自然成为胡商喜欢贩运的货物，加上佛典律藏中石蜜经常出现，僧徒可食用甜食类的石蜜、砂糖，因而受到各类民众欢迎，推动了石蜜的频繁交易。

2.杂货。元稹《估客乐》： “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这里直接讲估客弄虚作假，痛斥他们利用“鍮石”假装金银“臂钏”，将糯米吹进项链里冒充珍贵装饰品，说明有些商贩货郎可能贩运乡村妇女需要的“臂钏”“项璎”等物品。元稹所蔑视和斥责的可能只是中唐后一些地区的现象，如果估客人人皆如此作假，那么上当的人们就不会再买小贩的东西了，也就无法交易了。如果确实是货郎，他们背的行囊就可能是里面摆放物品的货箱，放下后打开即为多层木制槅子或货架，可由顾客挑选货物。只是胡人不用挑担，而是背在身后以便于快速行走罢了。

3.药材。唐代各地均有药市，城乡百姓遭受病痛折磨时治病急需用药，药市店主和草肆摊贩均可提供。 “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这类药市所需的多种药材是由一定地点出产而运销来的，白居易《城盐州》云： “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除了向药市、药铺运输大宗药材外，分散在城乡各地卖药的人也不少，《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以卖药为事之人，卷二七有洛阳布衣王守一“常负一大壶卖药”，江都人刘白云“在长安市卖药”；卷六○有河间王氏将 “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一钱，可愈百病”；吕向 “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鄱阳人吕用之“世为商侩，往来广陵……卖药广陵市”。流动于全国大小市镇和江湖上经营药材买卖的人，他们的周围经常吸引着众多有病求医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