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民间流行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置之当下美术界，则可以总结成这样一句“新格言”：内行看作品，外行看头衔。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物质文明有了一个突围式的跨越，改变了一穷二白的旧貌，可喜可贺。然而，随富而来的，是信仰迷失，思潮突变，传统开始巨变，促使国民有了文化的觉醒，有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民族文化光复与发展的迫切。考虑到文化导向的问题——总算是在乱麻中理出一根头绪。

房地产骑虎难下，股市几度尴尬，人们开始关注文物收藏的投资。其中当代书画收藏尤其看好。投资者想在未成大名的中青年书画家中，找到价廉物美的“绩优股”，书画家也想找到出手阔绰的投资人。然而，买卖双方都是从市场经济里刚钻出来、满脸狐疑的“老麻雀”，谁信谁呢？于是只有问诸媒介。然而，文艺界受市场经济影响，吹黑哨的不比运动场上少！谁是潜质股？

改革开放30年的韬光养晦，到了21世纪，历史迫切需要一次“东方的文艺复兴”了。这次复兴，将为我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谋篇布局、激浊扬清，开拓新的里程。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书画与文化，从来就不曾离弃。当全中国的画家都趋之若鹜涌向市场，争文凭、争媒介、争头衔的时候，蓦然回首，总还有人在马拉松的后面，静静地悄悄地俯首去搜捡大军的失落。失落了什么？失落了文学、书法、色彩。这就是中国画家们容易忽视又十分畏惧的三座高山。也是文艺界经过从辛亥革命到今天100余年后，第一次最冷静最理性的思考——除却虚伪夸张的艺术价值评判依据。

当代评价中国画的新版本出了新三条：即“文、书、画”。我所想到的与之大同小异：“文学、书法、色彩”，我将其称之为“中国画家面临的三座高山”。中国画家要逾越的第一座高山是文学。要求一个画家首先是一个作家、诗人，那太苛刻了。但王羲之、王维、苏东坡、郑板桥、齐白石都是。文学是所有艺术的母亲。中国的文学是中国画的母亲。国画是一座高山，能爬第一个山头的人很多，都以为到顶了，岂知云中还有书法、文学两座高山。一旦云开雾散，吓你一跳，原来才走了三分之一。中国画之所以称之为写，写文写诗写书法，统归写意，意是文化内蕴。因此，不论书法美术还是音乐舞蹈，无论视觉艺术还是肢体语言的表达，都取决于你自身文学素养的“意”，对你创作艺术所需的器官的控制。陈寅恪关于画家三要素中的“人品、天才、学问”中的“人品”，即是指这种“文意”对画面之驾驭能力，而并非狭义地指道德。

中国画家要逾越的第二座高山是书法。要求画家必须是个文学家还是个书法家，也勉为其难。文人、书家、画家各吃一碗饭，能守好自己那一亩三分田已筋疲力尽。干嘛非要三家并举？有人算过数，历史上有多少皇帝，才有多少传世的画家。所以，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当画家要掂掂分量。即便天才你有，但那个累，你要考虑是否吃得消。当今都是文化成绩不好的才送去学美术专业的问题，说了很久了。读历代名家或非名家的画，题字都写得很好，因为古代人，从小就写毛笔字。现在的不少孩子，从小练的是上网的童子功，书法却不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则是“以书法用笔”入画，故有“书画同源”一说。如果说，文学是见证一个画家学识修养的一面镜子，而书法则是见证一幅国画优劣的窗口。换句话说，一个国画家对书法的理解，就是对国画技法的诠释。没有成功的书法，画走不了很远。

中国画家要逾越的第三座高山是色彩。中国画，笔墨色彩章法款跋印章，都有要求，但是直面时代现状，我独拈色彩一说。国画以墨为主，书法得道，笔墨天成。而色彩，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国画界忽略的问题。在广告设计视觉因素中，色彩是第一要素。中国画允许水墨的存在，和西洋画素描也可以是独立的艺术品一样。然而成功的大作，它是色彩的。即便是素面朝天的水墨和书法，红印是必不可少的。直观地面对一张作品，色彩的魅力，大大超越了形的张力。但在中国画谱里，“芥子园”没有色彩技法，其他也没见完整的国画色彩理法章程。这是中国画一个空白。因此，导致了中国画家“随类赋彩”的被动取向。大红花配翠绿叶，铺陈满纸，俗不可耐。要么怕用色，一瓶墨汁一杯水，喜作江山雪景如画图。什么叫色彩？色彩是色与色之间一种构成关系，对比、类比、冷色、暖色、间色、补色，分理十分详尽。未来的中国美术，势必有一场色彩冲击水墨的革命，当代和后代中国画家，要在色彩上去克难攻关，又要恪守笔墨的底线，这个任务格外艰巨。

所以，对当代的画家们来说，文学、书法、色彩，三座山立在面前，史论家、收藏家、观众都在山那边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