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画家是用绘画的因素来表达自己的心灵，每一张新画创作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生命的蜕变。绘画是她对生活、对世界的炽热情感的最好表达。而其中，对男性、女性、母性各自不同特点的思索，对她的创作思路起到了一个指引的作用。

童年时，她喜欢把老师朗读课文的书声琅琅当作幻想世界的背景音乐，那时的她胆小、怯懦、敏感、爱幻想；年少时，生活清苦，但在没人的时候，她经常绷起脚尖，做迎风招展的姿势；初为人母，让她真切感知母性的力量，开始思索男性、女性、母性各自的不同特点；如今，她要好好爱自己爱家人，同时还有永远画不尽的作品。

她说，画家是用绘画的因素来表达自己的心灵，每一张新画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生命的蜕变。

初见闫平，你会惊诧于这位身材娇小的女人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能画出这般灿烂炽烈的作品。当你和她交流的时候，才能慢慢体会到，绘画才是她对生活、对世界的炽热情感的最好表达。

母与子

闫平说：“有一种性别界定是超越男性和女性的，那就是母性。”

1993年，闫平作品《母与子》组画之一，在“第二届中国油画年展”中获得银奖。《母与子》成为她最早被人认知的成名作。

那些年，刚刚做了母亲的闫平，深深体会到孕育生命给一个女人带来的极大改变。“这是我先前不曾预料到的。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是生了孩子就有了母爱的激素，还是其他？但是做了母亲，的确有了母性的力量，那是忍让、坚毅、宽大。这些美好的特质，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思考，我开始思索男性、女性、母性各自的不同特点。这对我以后的创作思路起到了一个指引的作用”。

在她看来，女性画家作品中对于女性意识的表达往往并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的流露往往带有自传的性质。她说：“女画家一般会用几种方式选择题材：社会性、材料性和自传性。我属于自传性的画家。”

闫平告诉我，她是在做了母亲之后，开始思考选择一种最恒久的绘画题材。“经常有一些男性画家说，闫平你画得不错，你是不是能选择一些社会性、公共性的大题材？比如说，战争、政治大事件。但是对我来说，女人生一个孩子和男人眼中的一场战争是一样的。”说到这，我们一同笑了起来。是啊，世上有什么经历和感受能够比得上用生命去创造新生命所带来的阵痛和惊喜呢？

在《母与子》系列画面中，闫平用看似随意的大笔触书写，强调了画面的整体质感。“画画如果太细密的话，是不行的。就

像一个母亲只有细密是无法养大孩子的，她必须特别坚强。所以，我必须有一个理性的框架，一个强有力的表现方式，表现母亲的无所不能。一定让我的画面框架不倒，同时又有细密的对话，这对话靠的是我对色彩的叙述。”在她的作品前，她耐心地向我讲解，“画颜色的时候，要说透，要有系列色。用系列色组成叙述，这样人们就会理解你叙述的情绪。”她利用宝蓝、粉红、金黄、翠绿作为整个系列的色彩基调，颜色在重叠堆积中富于节奏变化，她在用画笔诉说着牵肠挂肚的情愫。

“女人在一生当中，她的内心就像一片最初荒芜但丰腴的大草地，开垦哪一段，哪一段就疯长。母性那一段被开垦的时候，母性就会旺盛生长。那就是我的一个创作高潮阶段。”她正是用这丰腴大地中生长的母性，养育着她的艺术世界和生命的奇迹。

如梦如戏

闫平告诉我，她心中的理想是用绘画去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从小到大，每天想的就是怎么画有意思，怎么画好。匆匆忙忙过去了这么多年。”听到这些，看着面前的这些作品，这些朴实的话语显得意义非凡。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闫平创作了一批戏曲、戏班题材的作品。闫平告诉我，她选择这样的题材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希望自己在绘画中能够借鉴一部分中国文化；二是，戏曲让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搭建了桥梁。

在从山东艺术学院到中央美院进修期间，她接触到了许多介绍西方现代派大师作品的书籍、画册。日本浮世绘曾经对西方的印象派乃至现代派艺术影响很大，这让她顿悟：自己也可以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浩瀚文化中去汲取营养。

闫平很关注中国的国画，但她并不想用画笔照着国画的样子去画油画，而是希望自己能够把它们的精髓提炼出来，放在自己的绘画里。

“我在想，中国的墨分五色和西方的色系的结合，中国的布局和西方的空间构图之间有诸多可能性。”正是这种无限的可能，让闫平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探索着绘画的单纯性和完美的平衡性，坚实和持久的形状、光线和色彩的秩序性——这些都是她所一直追求的。对声音的敏感，让她在戏曲中找到了达到形式美感的可能。

“有时候，我看到一幅画觉得不错，但是感觉它离生活太近，那像是对生活的复制。这样的作品不能称其为大作，因为它没有理想。我在选择题材的时候，希望选择有理想的东西。”闫平说道，“我觉得戏曲的程式化，让戏曲与生活之间有很大差别。它的一招一式展现的形式感是绘画可以借鉴的。”

在遍览了西方大师名作之后，闫平逐渐将形式上的借鉴，转化为意志上的继承。这种意志就是摆脱自然的束缚、追寻艺术理想的坚强决心。这也成就了她在戏曲题材绘画中期望达到的境界。“这个世界不是为一个人而造的，一个人要不停的屈服于其他人。但是有一个世界是为我自己而生的，那就是艺术的世界。戏曲也是这样的，你想让它发生什么，它就能发生什么。于是，我选择了戏曲方面的题材。这是一个我活着的理想世界，可以不断实现我的理想。”

生命之花

花在绘画中往往有双重的象征含义：女性和生命。闫平的画中，常常有盛开的百合花，那些花同样代表了生命的张扬和欲望的冲动。

闫平的画室总摆着百合花。说起对百合的情有独钟，她讲道，“生活有时候太琐碎、乏味，甚至是灰色的，有时候就想有一点儿区别正常生活的味道。百合的香味，

我过一段时间就要闻一下。我觉得，当我闻百合花香的时候，就能够闻出一个艺术的世界。”

闫平说，虽然自己现在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但是自从她的孩子慢慢大了以后，作为女性的部分又有一些复苏。“有批评家跟我说，你现在的画越来越浪漫了！”说着，她又笑了起来，笑容灿烂而天真。

对于她来说，做母亲之后的女性和原来的女性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浴火后的重生，是生命注入了新的意义后的再次绽放。

“我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是艺术的世界，让我觉得我如果想逃避的话，掉头就能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我就是女王。”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闫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绘画。此后，她阅读了有关女权主义的书籍。这使她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女性主义视角中，那些曾经被认为表现女性最优秀特质的绘画，显得过于传统和乏味。她领悟到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旨在寻求一种新的法则，来破坏男性规则的排他性，这种新的法则包括对女性特征的强调和表现。

这一时期，她创作了《惊蛰》、《重读西厢记》、《小戏班子》等作品。在创作中，她让自己的内心与艺术更好契合，这些作品成为她审视自我的一面镜子。“通过对女性主义艺术的关注，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艺术而是生活，作为女人怎样能过得更幸福：独立主动；发展完善自己，做有能力让家人幸福的人；调整自己，明白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人。”

生活的桥梁

谈及涉足艺术市场的经历，闫平回忆说，她最早出售的作品是在1987年。她的作品《秋水》参加“全国第一届油画展”之后，在美国的鹰画廊展览并成功售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拿到700美元加3000元人民币的“巨款”，为此，她骄傲了很长时间。

“当初卖画，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让我觉得自己能用绘画的语言表露心声并且得到认可，是一种非常大的幸福。”

此后，在1993年《母与子》组画之一获得“第二届中国油画年展”银奖之后，她开始第一次与国外画廊签约。

“当时有个在美国苏富比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对买你的画的人要低头。我想，低头的含义，第一，要把你最好的画献给他们；第二，要感谢他们——他们在我的爱好与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正是这种健康积极的心态，让她在体验创作的快乐的同时，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

1996年，她的画又在“上海双年展油画年展”中获得银奖。这些荣誉不仅给她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也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她的作品价格在艺术市场上逐渐攀升。

在当代收藏家唐炬看来，闫平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画家。“这么多年来，我看着她的每一件作品，充满生命力，体会到那是她内心激情的绽放。”唐炬说。

中国当代油画从几乎无人问津，到逐渐被人认知，直到受到热捧，这二三十年的变化，闫平虽然都看在眼中，但能够让她保持平静的只有她工作的画室，在那里，她面对的是属于自己的绘画世界。

“绘画表达的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它带着我的孤独和梦想，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挂，在画面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