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瑞集团的执行总裁，在上世纪90年代，曾以5万元以小博大，赚得近千万的利润。任晓剑显然没有把自己归入富人的行列。一次谈到煤老板在艺术市场上的作为，他说，他们来钱太容易啦。言下之意，自己挣的都是辛苦钱，算不得有钱人。“谁还没赚过几个钱?”他说。

虽然科瑞集团是民生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但是任晓剑本人并没有参与到民生银行的艺术品投资项目中。那纯粹是一个理财产品，任晓剑评价。

“我们50年代生的人有一种情节，很容易背负一种使命。”任晓剑逐渐认识到以个人主导的“天使收藏”所面临的局限，他开始期望通过艺术品投资基金来完成对年轻艺术家的“天使收藏”。

谈到天使收藏家面临的最为尴尬的事情时，任晓剑坦言：“还是年轻艺术家没有‘出来’。”艺术家本身是流动的。被看好的年轻艺术家在作品被收藏后却搁笔改行，消失在艺术序列中，这是任晓剑这样的天使收藏家所不愿面对的。但是从个人收藏的角度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也是当下的天使收藏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怎样通过收藏他的前期作品帮助一个年轻人在艺术上出人头地;或者说，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坚定、勤奋的年轻艺术家。

“我觉得有天赋，有能力的年轻艺术家还是特别多，但是真正缺少勤奋的人。对于“天使收藏”来说，这只是我们正式收藏之外的一些个人行为，精力毕竟有限，其次，没有回报的事情也不会长远，因为艺术需要投资模式。

“无回报难成主流，任晓剑说。一个可资佐证的事实是以投资回报为目的的艺术品投资大行其道。

在谈到投资的时候，任晓剑坦言做一个天使收藏家，最大的乐趣是发现。“我看对了，没走眼。呵呵。”任晓剑说，这是最大的乐趣，至于赚了多少钱，那只是副产品。

对青年艺术家的关注远大于对投资回报的关注

《证券日报》：您是在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成为一个“天使收藏家”吗，这其中有怎样的体悟?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投资回报?

任晓剑：我和我的一些收藏朋友一开始完全是以私人收藏的形式，在正式的收藏之外，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收藏。但当时并没有“天使收藏”这样一个概念，主要还是源自一种意识上的自觉。年轻人必须要有机会，而我们则有责任提供。

我们50年代生的人有一种情节。其实这个世界本不需要谁去拯救，但是我们却很容易让自己背负一种使命，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源自一种群体意识和群体记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迷惘，事实上，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不仅限于某一个个人，而是一种群体性的迷惘。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精英意识，这完全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也是当下的环境所难以产生的。只能产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使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背负使命。

因为这样的“天使收藏”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相比正式的收藏而言，就比较随便，只要这些年轻人有天赋我们就愿意付费，来帮助他们施展。但是后来发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收藏的那些年轻艺术家最后都没有“出来”——就是说他们后来竟然改行不画了!

我的一位收藏朋友在花了几百万后发现，只能将手头上的这类“天使藏品”当成废纸。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轻艺术家最后并没有因为我们在前期的帮助而成长。我曾经收藏一位年轻画家的作品，他画得非常好，作品的质量也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不够勤奋。当我把他推荐给我的朋友，请他给我的朋友画一些定制画的时候他也是拖拖拉拉，后来也改行不画了。他们更像是一个艺术圈的玩家，而不是要立志于成为一名艺术家。这完全违背了我们通过收藏来帮助他发挥天赋的初衷。

与此同时，我现在投的艺术基金正在做一个“CYAP”项目。我们叫做“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现在已经有近千名年轻艺术家报名。我们可以从中遴选出那些有天赋，基础扎实，同时又勤奋的年轻人。

当然，不是说基金就没有缺陷，说到底，基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比如说基金经理要考虑投资回报的问题，他们在遴选的时候，油画项目多于中国画。针对这个问题我也与基金管理机构争论过，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基于市场行情所做出的判断。基金有不同的角度。

“天使收藏”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不是说我在做“天使收藏”的时候不注重投资回报，那样说太矫情。但事实是，我对青年艺术家成长的关注远远大于我对投资回报的关注。如果他们最终“出来”了——在艺术圈出人头地——那我会兴奋的说：“你看!我没看错!”这是对我鉴赏水平的认可，它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那些投资回报——我并不是没有赚过钱。

艺术品市场离开金融谈发展是无源之水

《证券日报》：我们知道文交所的概念是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先生提出来的，事实上您也投了艺术品基金的产品，请您谈谈文化产业金融化的相关命题。

任晓剑：关于文交所的命题，我们的董事长郑跃文先生曾经对此专门做过说明。

其实我想说这些都是中国人创新的地方。中国目前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与发达国家，与成熟市场是有区别的。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必须意识到这种差别。就好比科瑞集团，我从没有把他定义成一个金融企业，也没有把他简单的定义成一个实业企业。在发达国家，一个成熟的市场中，要么做金融，要么做实业，他们分得很开，但是国内就不行。金融需要有强劲的产业基础来支撑，这样才不会出现泡沫，而产业要发展，金融则是必备条件。至于艺术品市场金融化这样的命题，你看房地产业、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发展都必须依靠金融，艺术品市场也是这样。离开金融谈发展是无源之水。

当然这个市场有他尚未解决的问题，但绝不是要不要金融的问题，而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像文交所、艺术品投资基金这样的艺术品机构投资者，我目前最关心的便是他们如何退出。因为传统的个人收藏者不需要考虑退出的问题。钱是我自己的，即使跌了，大不了Hold住。但是艺术品机构投资者就不一样，他们有赎回期，而且国内艺术品的退出渠道又很有限，并不像国外那么顺畅，所以他们需要在过程中不断地释放出去。而且金融需要很多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清晰的产业链，定量的估值分析，但这些目前都不具备。

所以我还是认为艺术品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大。

当代艺术没有传统无关审美不是中国人的收藏习惯

《证券日报》：作为个人收藏，您有没有一个收藏计划，请您谈谈您目前的收藏策略是什么?

任晓剑：收藏计划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因为收藏本身就有一些偶遇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对于资金方面的计划，我建议初入收藏的人来说，一年最好不要超过一千万。试探性地收藏，一定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遇到一流的画作，那就一定要hold住。hold住跟买了再卖对以后的收藏经验会有不一样的影响。

谈到收藏策略，我的很简单，收藏首先是对艺术家的判断。尤其是中国画收藏，没有思想的画家是不值得收藏的。我比较偏重于藏品的学术性。

同时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与藏友的交流，这首先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必须寻找有道德水准的朋友，而不是请个专家就过来掌眼。靠朋友不如靠画廊。因为你跟画廊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也是我这么长时间之后悟出来的经验。

《证券日报》：香港苏富比的亚洲当代艺术在清明假期刚刚结束，您去现场了吗?

任晓剑：这次的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我虽然没有去现场，但是一直在关注。我想国内大部分藏家对今年苏富比春拍应该都特别关注。毕竟去年的秋拍遇冷，这是检验市场的一次机会。

从拍卖的结果来看，当代艺术拍的结果并不是特别好，甚至可以说并不好。这也证实了我早前的判断。我认为当代艺术在国内并没有收藏的基础。

收藏是对一个人判断力的考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等等，而且收藏目的也因人而异。优秀的藏家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做出具体、准确的判断。国内大部分藏家还是偏重传统的、审美的藏品，但是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则是观念，没有传统，也无关审美，只在历史节点呈现了切合时代的观念，这不是中国人的收藏习惯。

其实最早对当代艺术家给出高价的并不是国内资本，而是国外资本。最早让几位当代艺术家获得国际声誉的也不是国内的画廊和展览，而是威尼斯双年展。当代艺术在国内并没有欣赏的基础，也没有收藏的基础。比如我的收藏是从写实油画开始，后来逐渐转到中国画的收藏。当代艺术我不欣赏，我觉得跟国人的趣味相去甚远。

有很多的当代艺术藏家其实已经砸在手里面了，因为他们是在市场火热的时候接的盘，但是现在市场突然冷静下来了，这就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