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院中两棵白丁香为鲁迅所植。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匾额

鲁迅博物馆陈列厅内的“三味书屋”模型 新华社图

红迹26 鲁迅博物馆

“鲁迅”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

自1912年来京，鲁迅在北京先后住过四个地方，分别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新街口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最末一处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居所，是鲁迅1924年春花800大洋买下、亲自设计改建的。同年5月，鲁迅携母亲、家眷搬来居住，直至1926年8月离京。1929年5月及1932年11月，鲁迅自上海两次短暂返京省亲，也住在这里。

这所故居就是今天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博物馆正式开放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迈入博物馆大门，迎面的花圃内是汉白玉的鲁迅半身塑像，还有一页手稿雕塑，铭刻的是鲁迅的一篇自传。雕塑后面是鲁迅生平陈列厅，里面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鲁迅的一生：绍兴童年、求学南京、东渡日本、北京任职、南下厦门、辗转广州，最终在上海走完人生之途。

从这些生平事迹中，可以看到鲁迅这位“同路人”和中国革命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尤其在南方，他多次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中国济难会和自由运动大同盟，更是中共领导的文艺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人物，和瞿秋白、冯雪峰、陈赓、陈云、陈延年、毕磊等多位中共党员有密切的交往乃至深厚的友谊。人们熟知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正是1933年2月“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两周年之际，鲁迅含着悲愤之情为这五位左联青年作家、中共党员所写，哀叹“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拳拳之心，令人泪下。

鲁博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介绍说，比起国内其他鲁迅故居，北京鲁博藏品十分丰富，因鲁迅原本就将大量藏书藏品留在北京，建馆之初考虑到北方干燥，又把南方的很多藏品运来。馆内现不仅藏有鲁迅的手稿、藏书、藏画、藏拓、亲友信札等文物藏品，还有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章太炎等人的遗稿遗物等。此外，鲁博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藏拓本全集》《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等，主办《鲁迅研究月刊》，是国内鲁迅研究的主阵地之一。2014年，鲁博和位于原北大沙滩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因鲁迅曾在北大教书，两馆合体更全面展示了鲁迅在京的工作生活。

陈列厅院子的东侧现在被辟为鲁迅书店，西侧矗立着美国左翼作家兼鲁迅好友史沫特莱、鲁迅留日期间恩师藤野严九郎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雕像。沿着雕像边的小巷继续向西走数十步，便行至鲁迅当年所住的故居，门上还嵌着西三条21号的蓝底门牌，墙上镌着由郭沫若书写的“鲁迅故居”四字。穿过门廊，眼前是一个整洁方正的小四合院，灰瓦灰砖，红漆门窗，衬着院中鲁迅植于1925年4月5日（民国植树节）的两株高大遒劲的白丁香枝干，显出清朗旷远的气象。北房正中是起居室，起居室后面凸出来的一间，便是被鲁迅戏称为“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室。

“老虎尾巴”面积不到十平方米，陈设简单，只有一桌、一椅、一柜、一榻。书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便是《秋夜》里小飞虫“撞得丁丁地响”的那盏。书桌上方墙壁上，正如《藤野先生》一文所述，悬着一幅藤野先生的照片，“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此外，墙上还挂有青年作家司徒乔反映底层疾苦的《五个警察一个〇》等美术作品。至于鲁迅的床铺，更是十分简易，仅是在两条长凳上置一木板，上覆薄褥。唯一特别的是枕头，枕套上绣着“卧游”二字，是许广平的手作。透过后窗，可望见后园景致，园中有一口用栅栏围起来的井，井后是一丛同样由鲁迅种植的黄刺玫，时值寒冬，枯枝仍见繁茂，缭乱而倔强地向苍天伸展，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

就在这个四合院中，在“老虎尾巴”书桌的煤油灯下，鲁迅写出了《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中的多篇名作，延续着他文学创作的勃发期和创新期。但这期间，愈发黑暗的现实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学界风波、兄弟失和等原因，让这些作品又呈现出与此前“呐喊”不同的风貌。如黄乔生所说，这是鲁迅一生中最苦闷的时候，文字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真实地描绘了他在悲观和绝望中的挣扎，或沉入内心深处，隐微传达忧郁绝望的情绪，或潜回青少年记忆，寻找些微光明与美好。也是住在这里期间，鲁迅介入了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事件，接触现实，鼓舞斗志，写出一系列后来收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论争文章，开启了他到南方以后的主要写作类型。

在北京的十四年，对鲁迅有深刻的影响。黄乔生说，鲁迅作品境界高、品位正、视野广、用情深，这些特点都与北京的环境有关。北京传统文化深厚，图书资源丰富，在教育部任职时负责多项文艺工作的经历，助鲁迅形成了纯正的品位和开阔的视野。的确，自他1918年在写于绍兴会馆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上首次署名“鲁迅”，他就与这座城市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深刻联系，正如黄乔生所言，“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是成就鲁迅的关键所在——他正是在这里开始叫‘鲁迅’的。北京是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和代表城市，是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推陈出新的典范城市，鲁迅见证、参与了这个转变过程，他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