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大英博物馆正门

博物馆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蕴含着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国家通过博物馆向民众传达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民众则通过对博物馆的慷慨捐赠、对博物馆馆藏的评论和对改善博物馆管理的诉求，传递他们对博物馆所蕴含的国家精神和文化的肯定与认同。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从不为人关注到成为英国的国家文化载体、大众的文化空间，在这一历程中如何发挥国家在文化载体、民族文化建构上的主导作用，以及实现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给中国的文化建设以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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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近代西欧各国都出现过收藏古代文物的热潮，主要参与者是一些有财力、有空闲的没落贵族。英国的汉斯・斯隆爵士、罗伯特・科顿爵士和罗伯特・哈利就是这样的收藏家。1753年，斯隆爵士将自己近8万件私人收藏捐赠给国家，另两人也将收藏的图书和手稿捐赠，这奠定了大英博物馆的基石。175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规定将三人的收藏加以妥善安置并便于被人使用，这标志着大英博物馆的诞生。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不过，后来备受赞誉的大英博物馆，在它建立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并没有受到各方重视。虽然博物馆一开始就是由国家筹建的，但是国家对其投资和关注都很少，藏品多是来自私人捐赠。19世纪初英国议会对大英博物馆进行评估时，下院议员威廉・科比特甚至反对议会拨给博物馆1.6万英镑的维修费。在他看来，大英博物馆只是闲逛者、富人的娱乐之地，“为何商人、农民要将税收提供给他们，穷人得到了什么好处？让富人们自己买单好了。”当时的参观者们也反映他们的参观基本上是匆匆而过；在更多的人心中，博物馆与动物园无异，不过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展览秀而已。

但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大英博物馆却获得了飞速发展，这与英国的国力增强分不开。那一时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它拥有独特的政治民主制度、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广阔的海外殖民地，这将大英博物馆的发展推向新纪元。作为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规模不断扩大，使用状况和服务理念都得到极大改善。

大英博物馆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古文明遗存收藏，主要都是这一时期以国家力量为后盾对埃及、希腊罗马、西亚等地区进行文物掠夺所致，有些考古活动还是由国家直接资助的。180英国在埃及打败法国，将法国在埃及收集的文物作为战利品运回英国，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其中包括埃及象形文字解读的关键性发现罗塞达石碑，它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总数达5万件的埃及古代生活的藏品，木乃伊、棺椁、艳丽的壁画、浮雕、各类陶器、珠宝、家具等令人目不暇接。1816年，英国人埃尔金在希腊进行考古发掘，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偷偷运回英国，这些旷世珍品也成为大英博物馆的著名馆藏。1845―1851年，莱亚德在两河流域考古，将发掘出来的巨大的人首牛身雕像、黑色方尖碑、亚述大军大举进功的生动浮雕等珍贵文物运到大英博物馆收藏。当然这些考古活动多为“盗贼”行径，若无帝国的全球霸权，是无法进行的。

随着藏品的增加以及英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博物馆的重要性开始显现。此时有识之士意识到，博物馆是国家公共资源的展示，博物馆的发展本身就是英国走向极盛的缩影。因此，国家转而重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和建设，除了不断加大对博物馆的投资外(19世纪初期国家共出资20多万英镑购买图书)；更重要的是，议会召集了1835―1836年的大英博物馆精选委员会。这一机构促成了博物馆管理理念的大变革，博物馆被定义为“一个传播文化的机构”。委员会认为，作为行政事务的一个部门，博物馆也应该按照其他公共部门共有的精神进行管理，使民众明白大英博物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教育机构，并尽最大可能让英国民众能够便利地进入博物馆参观或者学习。这表明，大英博物馆的国家机构性质及它作为国家文化工具的使命，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和界定。

1835年3月27日，精选委员会被议会指定调查大英博物馆的环境、管理和事务。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历时两年，提交给议会的蓝皮书多达600多页，并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博物馆的使用情况、优点和不足的意见。这对大英博物馆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博物馆从一个精英创立并且服务于精英的机构向大众文化空间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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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介入之后，大英博物馆的一些管理人员进一步推动了博物馆的改进，这主要表现在作为博物馆重要部分的图书馆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当时大英博物馆的几任首要图书管理员(由于当时图书收藏数量远高于其他藏品，所以首要图书管理员同时兼任馆长)都提出：图书馆的发展和管理不仅仅要满足英国公众的要求，更要与大英帝国相称，图书馆要购买最珍贵、最好版本的书籍，使之能够成为国家级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爱德华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他强调图书馆的教育用途，指出图书馆的功能在于传播知识；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帮助需要扩充知识的人，公众应该可以自由进入博物馆。另一位管理员帕尼兹也认为，大英博物馆应为公众服务：“我希望一个穷学生能和这个国家中最富有的人一样，享有同样的路径去满足他学习上的好奇心，追求真理，参阅同样的权威著作”。

1845年初，帕尼兹就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部门的不足和改善方法提交报告，指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增加藏书的一些具体做法。年底，经过反复讨论后，博物馆致信财政部：“真心希望女王陛下政府认真考虑……在所有的领域(文学、政治和经济等)购置更多的图书，为此应制定一个更加完善的费用计划”。次年春，下院初步批准拨款1万英镑给图书部门，以后又逐年增加，使英国成为欧洲国家中对图书投资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藏书数量的增长导致读者的增多，因此对新的阅览室提出了要求。1852年，经过长期规划，帕尼兹将新阅览室的草图画好，并呈递给下院，最终获得下院的批准和资金支持。1854年新阅览室开建，历时三年，耗资15万英镑。1857年，后来成为大英博物馆代表性建筑的圆形阅览室最终落成，这标志着大英博物馆的发展达到鼎盛。在圆形阅览室里，有多个8英尺高的书架，整个阅览室书架总长度达46英里，每个读者能自由取阅的书大约有2万册，楼上的另外两个陈列室里还有大约7千册书，而整个图书馆的藏书达250万册。这当中还不包括大英博物馆不作具体统计的报纸收藏以及各类小册子、小出版物，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总共约500万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珍稀图书。此时，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堪称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其世界性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与新阅览室的建成同步进行的，是对大英博物馆苛刻的进入制度的改进。18世纪时，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规定得很复杂：每年9月到次年4月，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下午3点开门；5月到8月，周二至周四与前述规定相同，周一和周五只在下午4点到8点开放；另有众多节日、宗教纪念日不得参观。此外，博物馆还实行准入卡制度，一个人要在博物馆的门房那里做两次有关姓名、住址、社会地位的登记，才有可能获得准入卡，第三次去的时候才能参观。严格的参观资格申请和参观时间、人数的限制使绝大部分英国民众被排除在参观者之外。大英博物馆建立的最初半个世纪里，进入博物馆学习的都是当时社会上的精英人物，这和英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不相称的。

19世纪初，首要图书管理员普兰塔最早开始放宽对进入的限制。1808年，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变更的准入卡制度被废止，进入博物馆参观学习的英国民众与日俱增。1837年，对进入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读者年龄限制是18岁，但并没有被严格遵守，很多十六七岁的学生也被允许进入；同时，人们普遍提倡，应该允许更年轻的学生进入博物馆。原来对女性进入博物馆学习的偏见也逐渐消除，女性参观者日益增多，而且社会地位各异。大英博物馆精选委员会曾问帕尼兹一个问题：最普通的人和最受尊敬的人能否得到相同的服务。他回答：“是的。前不久有个穷困妇女到博物馆，她想要一张关于圈地问题的报纸。当她来找我的时候，(管理员)巴伯先生刚好在，她开始询问关于圈地的问题，那是什么东西，它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不仅给了她想要的报纸，还给了她很多关于如何做才能维护她的正当权益的指示。”

到19世纪下半叶，访问限制的取消、参观人数的增加、参观对象的多元化，使得博物馆的受众慢慢由精英向大众转变。管理员对前来参观的贵族和乞丐同等对待，博物馆真正成为一个文化、教育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