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青年艺术家需要勇气和敏锐的判断力

泰特美术馆的特纳奖是全球最负声望的现代艺术奖，它颁给那些并非初出茅庐，但是又尚未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

事实上，发现这样的艺术家并不仅仅是学术界的事情，随着艺术投资在国内的兴起，资本也加入了这样的行列。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些获得特纳奖提名的年轻艺术家，作品价格立刻会上涨三分之一，而获得特纳奖则会令他的作品价格翻番，而这正是艺术品投资者追逐的经典案例。然而艺术就像薛定谔的猫，在盅罩打开之前，每个人都只是在押宝。

本周，画廊、策展人、收藏家、投资人一起讨论“狩猎”那些极具潜力的年轻艺术家是否可行。

房方(星空间总监)

当年那些年轻百万艺术家

提及“年轻”，不禁让人想起艺术基金的鼻祖“法国巴黎熊皮基金”。1904年，金融家们以每人212法郎的预算购买了包括毕加索在内的一批艺术家的早期作品。当年毕加索只有25岁。

1999年，如果你去北京翰海以44万拍下刘晓东在32岁时所画的《白胖子》，那么你可以在2010年以3100万的价格售出，涨幅约700%。

2002年，刘野38岁，他的《温柔地杀我》估价七八万，并且流拍。四年以后，这件作品在北京保利以154万成交，涨幅200%。而今天，恐怕已经超过千万。

2005年，曾梵志28岁，他的成名作《协和医院》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如果你当时大胆一点以120万拿下，那么2010年保利拍出的3416万就归你了。五年的时间，280%的回报。

其实，艺术品投资不见得要花费巨资，很多时候，可能100万就能造就投资经典。但是，判断年轻艺术家是个技术活，需要更多的勇气和专业知识，需要做好准备接受时间的检验。说白了，一百万买青年艺术家需要的是心态。做一回天使投资人，才有可能获得天使般的回报。

陈波(鼎艺艺术基金投管会主席)

估算年轻艺术家的资金注入量

国外投资有三驾马车：股票、房地产、艺术品。国内这两年相对来说股票和房地产受调控的力度都比较大，艺术品因此发展较快。

艺术品投资相对来说比较附和我们现在高净值人群投资的意愿和心态，不仅有保值的功能，还能够不断的增值，甚至于快速的增值，并且也能满足心灵上的享受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艺术市场事实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今年根据银行管理报告，差不多有59万超过一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人群。59万人如果按照平均三千万资产来计算的话，就有18万亿的可投资资产总额。按照西方国家投资艺术品的习惯来看，艺术品投资通常配占5%到10%之间。所以，保守来说，是18万亿的5%，那就可以知道艺术品投资情况了。

而这其中，青年艺术家又是最具有升值潜力的，由于其超高回报率和由此伴生的高风险，如果参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安排类似激进型投资策略在总盘子中的配比的话，则可以大致估算出未来市场中流入青年艺术家的资金规模。

任晓剑(天使收藏家)

“天使收藏家”愿意买单

我和我的一些收藏朋友一开始完全是以私人收藏的形式，在正式的收藏之外，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收藏。但当时并没有“天使收藏”这样一个概念，主要还是源自一种意识上的自觉。年轻人必须要有机会，而我们则有责任提供。因为这样的“天使收藏”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相比正式的收藏而言，就比较随便，只要这些年轻人有天赋我们就愿意付费，来帮助他们施展。

“天使收藏”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不是说我在做“天使收藏”的时候不注重投资回报，那样说太矫情。但事实是，我对青年艺术家成长的关注远远大于我对投资回报的关注。如果他们最终“出来”了在艺术圈出人头地那我会兴奋的说：“你看！我没看错！”这是对我鉴赏水平的认可，它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那些投资回报我并不是没有赚过钱。

季玉年(季丰文化传播创办人)

投资青年艺术家需要有敏锐的判断力

如果你是30-40岁的人，买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既分享同代人的思潮、思维和经历，同时十到二十年的积累也能建立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收藏。到那时，艺术研究员、出版社、美术馆都会有兴趣发表这些作品因为它能够反映一代人的艺术发展情况。其实仔细想一想，今天成功的策展人和经纪人，都是在今天这些大腕的年轻时代就发现了他们。

当然，这也意味着一种冒险。

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艺术发展极度茂盛，吸引了无数外来年轻艺术家。今天这批留在艺术史上的人物可能过百，但在价格上稳中有升的却始终是少数。这意味着，投资青年艺术家需要有敏锐的判断力。较之于当下，我们往往对过去的东西有判断力，对当下青年艺术家的投资，更像是一种狩猎，可能这也是投资回报之外，更加吸引我们的地方。

杨心一(某艺术基金董事)

推青年艺术家不是单纯的商业利益

希特勒曾经是一个青年画家，但没有人扶持他，他的创造力被社会转化成负面的破坏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鼓励推动青年艺术家。

文化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得到发展的。传统的精华，需要经由新生代得到保存；文化机体的健康，也需要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在整个文化系统中，艺术本来就充当着一种敏感的、革新的角色，而青年艺术家由于尚未成熟，潜藏着未知的创造力。正是基于文化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更新意识，西方国家一般都注重鼓励青年艺术家，通过设立奖项、扶持计划等方式，形成制度安排，产生持续的社会影响力，甚至一些商业画廊也会有规划的每年推出一定数量的新人展。这些方面都构成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储备。因此，推动青年艺术家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艺术史的核心是对“新”的崇尚。现在我们已不再信奉这种简单的进化论历史观，但艺术史也绝非“九斤老太太”式的退步论(一代不如一代)，否则难免趋向保守，甚至大批评家如美国的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在20世纪50年代后，也会对当时新兴艺术形式产生误判，这个形式后来被批论家认为代表60年代文化倾向的“极少主义”(minimalism)。究其原因，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因此，不同的时代都希望推陈出新，而人们相信，青年艺术家身上最能发现敏锐的时代感。可以说，从艺术史的规律来看，推动青年艺术家意味着面向艺术史的可能性，并且亲身参与艺术史的书写，换言之，推动青年艺术家就是推动艺术本身。

从西方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前现代时期，艺术家主要依靠教会、权贵和富商等赞助人(Patron)。启蒙运动之后，艺术家被赋予更高的独立地位，但这种制度设计决定艺术家的生存必须依靠市场。早在19世纪末，欧洲工艺美术运动(ArtsandCraftsMovement)的主要人物之一，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曾提出一种设想，认为艺术家最好掌握其他的谋生手段，美国抽象艺术家罗斯科也有类似观点。然而，现代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这些设想难以实现。更糟的是，青年艺术家还需面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不均衡，市场青睐成熟期的艺术家，所谓“只摘果，不种树”。这种青黄不接容易导致艺术道路的夭折，因此，青年艺术家更需要来自社会的扶持。

西方的经验未必可以照搬，但是应该可以借鉴。有人会质疑物质上的顺境对艺术家成长的利弊，但对社会而言，肯定利大于弊。如果社会能做“伯乐”，除了鼓励青年艺术家专心于艺术生涯，更会带动良性循环，塑造一种崇尚创造、相信未来的整体精神氛围。这一点与中小企业创新孵化器有相似之处，具有深远意义。今天的青年艺术家，可能是未来的艺术大师，他们需要富于远见的社会土壤。当社会有意识的去推动青年艺术家时，其中就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利益，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青年艺术家之于文化传承、艺术发展乃至整个时代精神氛围的必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