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交易的火热造就了无数市场奇迹，形形色色的排行榜、权力榜纷纷出炉，经纪人、艺术家、艺术媒体乃至批评家的追名逐利无限放大了市场价值。为重塑艺术媒体公信力、艺术批评独立性，2009年，我任《缪斯艺术》总编期间，与时任《艺术时代》主编杜曦云联系艺术圈十余位活跃的青年批评家，以“自组织”的形式，共同发起“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评选活动。已持续3年的评奖活动，始终坚持非盈利性质，以保持提名、评选的公正性。每位评委通过自己的学术观察独立提名“金棕榈”和“金酸莓”候选作品，现场讨论并投票公决，最后撰写评语。该活动虽借用电影奖项名称，但并非调侃，而是希望它成为悬在每个艺术家心头的一把刀。当然，每位评委也必须以实名制提名、投票和评论，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除评选结果外，该活动同时注重青年批评家之间的现场论辩、争锋。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将现场论辩比喻为“清议”。这种“清议”式评选要求“金棕榈”提名作品有新意，力图在一种“马太效应”被持续放大的氛围中，发掘出那些初露锋芒的“非典”新作，尤其关注能够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优秀作品，而非最能卖、最能秀的眼球之作；“金酸莓”提名作品则要求在一个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时代，祛魅那些空洞无物的“鸿篇巨制”，揭示当代艺术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非评选无人关注的最差之作。正如本届主持刘礼宾所言，“像岳敏君这样一直很差——差得没有变化的作品，再评它就没有意义了。”

青年艺术家上位“金棕榈”，他们对艺术、社会关注的敏锐度是最大的特点。

2011年“金棕榈”上榜者几乎清一色是青年艺术家，他们对艺术、社会关注的敏锐度是最大的特点。湖北青年艺术家刘窗的《舞伴》曾在泰康艺术空间、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艺术家雇佣两辆同样的白色捷达车，在公路上低速并行，并用录像机记录下行驶的过程以及其他车辆、行人的反应，将现代交通体系及交通参与者视为现代社会制度的缩影，揭示充斥我们四周的各种“规则”。

在“求变”的标准下，尽管老一辈艺术家鲜有突破，但作为个体而言，依然不乏敢于跨越自我的佼佼者。老“85”张培力的《确切的快感》和汪建伟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的《黄灯》分获4票。评委鲍栋认为，“在‘85新潮美术’这一代艺术家中，近年来的回顾展非常多，但张培力个展是目前看到最深入和有意义的一个展览，他不把自己主动历史化，对展示非常克制，没有任何明星化。”关于汪建伟的《黄灯》，评委蔡影茜认为：“这个展览的特别之处是他首先把一个展览做成一个过程性的项目，把整个空间，利用‘剧场’的概念联系起来，表达他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并非常重视观众的参与性。”

相较于汪建伟等关注艺术内部问题的艺术家和作品，中国美院教授邱志杰的《理想国华西村》和青年艺术家吴俊勇的《乱相》则是两件强调社会介入和参与的作品。前者将教学融入创作，和学生一道赴华西村进行问卷调查、讨论，让每个学生根据在华西村的感受报一个剧目，最后以实验戏剧的方式展演。后者则通过涂鸦、漫画等形式，利用微博对社会和社会事件进行视觉反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青年艺术家对艺术创作生产机制的推进。松散艺术组合“未知博物馆”的《图案—漩涡—遭遇》由6个不同的主题组成，以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为基本范畴，邀请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精神研究者、建筑师、数学家等不同职业者沟通、交流、讨论，并对其进行视觉呈现。

“金酸莓”榜单揭示了当代艺术创作的“假大空”倾向和越来越附庸于时尚、市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艺术大腕的劣质作品。

“金酸莓”一向是大腕的“专场秀”。雕塑家蔡志松在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祥云》获得了10票中的7票，高居榜首。该作品是“中国馆”的一部分，分享着策展人“中国五味”的理念，计划在雕塑“祥云”内部上系风铃、下灌茶水，其余空间充满氦气后漂浮于半空，当“祥云”悬浮微动之时，铃声、茶香充溢四周。然而，艺术家并没有构想好，甚至没有用心去实现——“祥云”根本未能实际悬浮。机械搬用中国符号并未因作品呈现形态的当代化而产生更多价值。除此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艺术家臣服在策展人的强权话语之下，“图解”策展观念。

上世纪90年代初成名的行为艺术家张洹，今年延续了去年两次“问鼎”的势头，再次以《问孔子》、《三头六臂》5票入选。蔡影茜认为：“这样的作品在业界很难引起讨论，但却通过大众媒体的强势传播，对普通人造成非常深的影响，会让观众认为这样的作品就是好作品，这个影响是糟糕的。”评委鲁明军也认为：“他非但没有带出‘问题’，反而遮蔽了‘问题’。”同为“海外兵团”的黄永砯也以《专列》、《龙舟》两件作品入选。在评委们看来，曾经智慧的这批艺术家近年来不断自我重复、神秘化，停滞不前，既未能开疆扩土，甚至还对青年艺术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构成了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对于紧贴时尚、市场、成功学的当代艺术，评委们一直采取反思的态度。付晓东认为村上隆的“中国高校巡回演讲”，竭尽全力迎合外部强大系统和规则崇拜，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状态下的削足适履”、“艺术小青年改变命运的实战法宝”。对于王墒的《收集确凿的证据》，鲍栋认为其虚构的科幻小说毫无想象力，没有反思，没有洞见，甚至没有科幻，转换太简单，仅仅是一个财富奇观。

“金酸莓”榜单揭示了当代艺术创作的“假大空”倾向和越来越附庸于时尚、市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艺术大腕的劣质作品，对艺术创作产生了诸多畸形的导向，揭示出这些问题或许有利于当代艺术的“拨乱反正”。

未能入选的候选提名，能窥见不同批评家的学术关注点和批评特色，因此，提名意义大于评奖本身。

候选提名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作品，因为不够“金”、不够“酸”，未能入选。但我们仍能通过对他们的提名，窥见不同批评家的学术关注点和批评特色。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提名意义大于评奖本身。

“金棕榈”评选中，鲁明军提名宋冬的《穷人的智慧》，他认为“作品通过空间的拼置、折叠与重构，时间的压缩、褶曲与延伸，牵引出为我们所忽视了的日常伦理、情感经验以及生活之道。这种敏感与厚度构成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反思与检讨。”但刘礼宾和我都认为这件作品有较强的自我复制因素，不及他2005年的《物尽其用》。

付晓东开玩笑“不能让青年艺术家过快成功”，但实际上，青年艺术家的不少作品充满活力。蒲鸿、蔡影茜都提名鄢醒的作品。蒲鸿认为他的作品在“叙事”、“身体感觉”、“空间理解”等方面颇难得。王春辰提名杨健的《灵魂的形状》。杨健受奶奶去世火葬的触动，收集火葬场焚尸青烟，并藏于异形玻璃瓶中，“灵魂”因此视觉化。鲁明军提名的“书写火炭”活动是批评家在香港“火炭”艺术区组织的一个综合活动，试图打破传统评论者与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艺术批评的单向形式，建立共同语境和双向对话空间。付晓东则更多地关注到“跨界”性质的“扬子江论坛”、“碧山计划”、“重庆外省青年”等活动形式的创作。这些作品虽然未能入选，但都代表了评委们各自对当代艺术审视后的可能性预测。

而那些差得一如既往的作品被评委一致否定。在“金酸莓”评选中，片山的《不要吃狗肉》并未能如他2009年的《吃屎》那样再次登榜，朱小钧认为，“哗众取宠并不是好办法，艺术家为了成名不择手段，滥用公共资源，拿社会事件做秀。”但更多评委则认为片山差得一如既往、毫无新意。杜曦云提名“‘艺术长沙’艺术家集体走红地毯”行为，他认为，“艺术家没有必要被别人操控到这种地步”，并诘问“当代艺术本来的初衷是什么？是靠什么获得它的文化价值的？”

意见的共识与差异构成了“双金”评选与讨论的意义，每个人的观点都给他人以启发。诚如微博网友戏言：每个人心中都有几棵金棕榈，每个人心中也有几颗金酸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