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前途迷茫之际，水墨再度成为热点。上周末上海举办的新水墨大展及其国际论坛，是这种“水墨热”的最新例证。

何谓“新水墨”？概念的梳理对中国学者自然义不容辞：国际论坛上，中央美院的殷双喜教授梳理60年前“新中国画”粉墨登场的来龙去脉；南京学者顾丞峰则努力厘定“新水墨”这个近年来的新名词。围绕着“中国画”、“新中国画”、“水墨画”这3个关键词，听众不由回溯20世纪中国美术史最重要的3个历史关口。而21世纪出现的“新水墨”，则伴随着种种超越绘画的新花样，包括装置、影像乃至行为。因此，论坛主持人之一的蒋奇谷呼吁：“回到水墨画。”

论坛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学者讨论的尽是些形而上的问题。如美国学者戴维谈水墨画中的“气”、包华石谈中国传统绘画的“笔触”，还有印度学者帕罗谈艺术品的观看方式。对这些敏感的话题也许他们仍有误读，但提示我们中国水墨画的非凡出身：因其独特的媒介、艺术语言与技法而举世无双，即便那还只是最明显也最表层的东西；至于更深一层的，则有其自成体系而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艺术标准、审美趣味与价值判断；如果再深入剖析，又可以从古代中国人对艺术的把玩、观照与修行中，看到其与西方艺术完全不同的文化功能，而其背后的哲学观、历史观与世界观也完全不同。

因此，也就有了中国学者在论坛上对外国同行有趣的回应：比如朱青生就强调，中国传统绘画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关，像古老的《易经》那样呈现综合、折中的观念，绝非西方哲学的逻辑体系。四川美院的王南溟则谈到了中西方之间有趣的反串现象：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技法是“笔墨”，但其讲究线条的“笔法”自现代派出现后就被西方美术借用，终于在抽象表现主义中修成正果；而中国从事水墨探索的艺术家却侧重于“墨法”，似乎步入了歧途。他们还更进一步指出了传统绘画与书法的关系，传统绘画与自我内省的关系。

今天人们热衷于为中国水墨作各种定义，但似乎已经脱离了传统的中国画，从古代文人私密的个人活动变身投身现代美术馆展览体制的公共活动，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被现代职业艺术家的生产所取代。水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热起来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喧闹中人们所关心的并非水墨艺术，他们真正关心只是“新水墨”能否成为下一波艺术市场的热点，其代表艺术家能否成为未来市场的大腕，其代表作品能否成为资本的新筹码。资本的介入使新水墨旗下的阵容更显得参差不齐。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天我们处在大众文化的时代，艺术已难逃被误读的宿命，而艺术市场的发展就是艺术被大众误读的过程。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美术交流是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文明冲突与文化竞争，传统诚然可贵，但与时俱进、适者生存，从当年的“中国画”到今天的“新水墨”，60年的水墨发展历程一再说明了这个硬道理。尤其在今天，艺术创新的价值深入人心，已经取代了当年中国文人固守传统的守则，水墨变革的进程只会加速度，新水墨将变得更为开放、更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