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名古屋闲逛古董店，走进天然堂，见有一对陶俑，装于紫檀盒中，外盒有吴昌硕篆书题字：

唐造像一区

佛儿庄严，泥质清净。近时所见亦鲜有其俪者。老眼拜观，欢喜无量。戊午孟春，安吉吴昌硕年七十有五。(缶)

春初既为题耑，越三月，多田先生更得一区，精严相，修德修福，辉映同龛。讵佛氏所谓“缘”耶。缶道人记。

盒内又有光瑞题字：“览古”二字并款。    

读吴昌硕题字可知，姓多田的日本人先得一“唐造像”后请吴昌硕题字，时年为戊午年(1918)，吴昌硕七十五岁。吴昌硕应请题毕后过了三个月，多田又得相同的佛像一区，凑成一对，再请吴昌硕补题一则。对于这对“唐造像”，据韩天衡先生考证，当系汉代陶俑，并非“唐代佛像”。笔者于此道非专家，在我看来，是否为佛像，虽然具有宗教意义，但作为书画篆刻家，吴昌硕两则题字本身意义更为重要。多田先生得陶俑而请吴昌硕题跋，说明了当时吴昌硕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威望及影响力。

请吴昌硕题字的日本人多田是何许人？笔者电话咨询了西岛慎一先生，据西岛先生示之，有一位日本和尚叫多田等观，曾来往中国，在上海与文化界有过密切交往，是否就是此人还有待调查。盒内题字的“光瑞”，则是鼎鼎有名——1902年至1914年先后三次前往中国西域，以探险之名，从敦煌等地掠走大量珍贵文物的“大谷探险队”队长、组织者，京都西本愿寺的主持大谷光瑞(1876－1948)。西本愿寺当时在日本佛教界乃至政界都有极高的地位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知大谷光瑞也非寻常人物。天然堂的主人称，当时高价买进这两尊“佛像”，就是因为有光瑞的题字。这与我的喜好吴昌硕题跋有别，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中日文化间的差异。诚如吴昌硕题跋所云：“缘”也！此陶俑不正是几年前我受高木圣雨先生之托，为他编辑出版的吴昌硕编年作品集作释文时而见到过得的那一件？！回家翻书核实，确实是那一件无疑。

说来也巧，那年春天我正好又受西泠印社之托，编辑《西泠印社》杂志吴昌硕诞辰一百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同时编辑《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一书。此是稀物，很想将它收入到杂志、作品集之中。于是，经得店主同意，借出拍照、拓盒盖上的题跋铭文。名古屋的篆刻家丹羽常见兄愿任其事，把陶俑连盒拿走拍照、拓铭。这样，这件稀物便顺利入编杂志特刊以及上述作品集。

时年夏季，韩天衡先生来游，正好提起此物件，韩先生有意收藏，命我前往天然堂交涉。因价格未能谈妥，加之韩先生不能直接至店中看货，只好作罢。考虑到此物的珍稀，笔者还是凑足银两，将它收归戒斋之中。两年后的2006年底，东京的聊娱堂主人来游，见案上有此物件，说本是他于数年前卖出之物，非让我割让，“还”给他。因多年来一直托聊娱堂主人的福，受他关照不少，于是按我从天然堂购入时原价转让给了聊娱堂，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谁知，这件陶俑出现在了次年的西泠印社拍卖会春拍图录之中。这么快！想来，聊娱堂已经送去拍卖了。问及聊娱堂主人，说是有中国客人，非要买，由于是故交，欠的人情，不卖说不过去，也就只好卖掉了，估计是那位客人送拍的。由于是已经变更了所有权的物件，当然不便追问细节，只感叹此陶俑与自己因缘不算深。

不日，高木先生来电话，说在东京的荣丰斋见到这件陶俑了。高木先生曾经命我协助编辑吴昌硕编年作品集之时，的确是请聊娱堂协助提供过资料。他见证过这件作品的传承，因而专门来电话问及。看来，这件陶俑在中国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东京。

北京的朋友听说这件事后，专程前往荣丰斋，请他们出让。于是，这件东西又成为他的“眠琴山房”中宝物。这样，这件陶俑再一次回到了中国。

这件宝物的传承，几经出入，暂时有了归宿。不管怎么说，它仍在我友之手，还没离我太远，必要的时候，还能再一次得以拜观，看来因缘未了，至今还在有无之间。

吴昌硕在中国书画篆刻界，可谓“家喻户晓”，在日本的影响也可谓巨大。20世纪一百年，出现的各类书画篆刻家，高手不计其数，但能与吴昌硕比肩的，恐怕也只有齐白石一人而已。在日本，齐白石的影响也远不及吴昌硕之巨，其他人则更不在话下了。正因为吴昌硕的影响之大，中日两国的艺术家，都非常喜爱其作品。这件陶俑的价值，不只因为陶俑本身，而是在于吴昌硕的题盒。有了吴昌硕的题盒，则其价值非普通陶俑所可比，确切地说，它是一件吴昌硕的“边缘性”作品，其价值与其他吴昌硕书法精品并无两样。为此，这件珍品在中日两国间来来回回，经历数人藏弆，为中日收藏史上添加了一段佳话。

中国的书画文物，历来有传承的历史。所谓“流传有绪”，就是指这件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由谁收藏，之后再传给了谁，历经了多少岁月，等等，都有明确的记录可寻。书画作品，我们常见到角落处盖有一些印章，除了作者本人的压角印外，基本都是后世藏家所钤。

这件陶俑，内外有吴昌硕、大谷光瑞的题跋，陶俑因此而锦上添花。尽管我们不能说吴昌硕和大谷的题跋超出了陶俑本身，但至少，对于我们这些书画爱好者来说，吴昌硕等题跋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

陶俑不难寻觅，类似的陶俑常能见得到，而吴昌硕题跋的这个盒子则是唯一的，它更是中日艺术文化交流史、收藏史上的一个物证。

这件陶俑，内外有吴昌硕、大谷光瑞的题跋，陶俑因此而锦上添花。尽管我们不能说吴昌硕和大谷的题跋超出了陶俑本身，但至少，对于我们这些书画爱好者来说，吴昌硕等题跋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