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三个基本观点：一、中国当代艺术是“全球艺术美国化”格局中三流的美国消费文化。其状况有些类似二战前美国艺术——当时美国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欧洲写实绘画的模仿，尽管也出现了像萨金特和惠斯勒，但美国仍然是欧洲艺术的乡下，三流的“欧洲艺术”。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三个基本观点：一、中国当代艺术是“全球艺术美国化”格局中三流的美国消费文化。其状况有些类似二战前美国艺术——当时美国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欧洲写实绘画的模仿，尽管也出现了像萨金特和惠斯勒，但美国仍然是欧洲艺术的乡下，三流的“欧洲艺术”。

二、中国当代艺术缺乏“主体性”。89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被西方的资本引导、推动起来的，它摆脱不了“后历史艺术”的格局，离不开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要求，缺乏自我认知和独立判断。所以中国当代艺术/文化在“后美国时期”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

三、中国在文化转型时期最需要借鉴的是现代主义——格林伯格及“抽象表现主义”所代表的二战后美国文化(同样处在文化的转型期)对自身价值的探寻和建立，需要象格林伯格那样兼具现代理念和民族意识，以及波洛克、罗斯科这样执着、自由、恢弘、充满生命力和“挑战性”的艺术家与理论家；

中国需要的不能仅仅只是对美国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模仿。“浅薄”，詹明信认为这是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特征。这种以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论”及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为代表的后历史艺术——“去价值化”的全球消费文化凭借美国的全球霸权在过去数十年中在世界建立了主导地位。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格林伯格对此有清醒认识。形式上不断追求“创新”、“新奇”或“震惊”，是过去数十年来当代艺术的主要规则，由此形成“全球艺术美国化”及其它国家成为此种文化的附庸。由此带来的危害，西方的思想家(鲍德里亚、布尔迪厄、詹明信、奥利瓦等)一直不断批判。

现有格局之下仅仅依靠追求形式或语言的“创新”，无法改变中国当代艺术消费文化的实质，单向度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的现状，其不具备“独立价值”，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性”、“文化身份”等问题都无法解决。继续以追求形式上“创新”，是一种“自欺欺人”。或仅仅是一种商业策略和营销手段。

前一段时间杰夫-昆斯来中央美学院做讲座，趋之若鹜。学生们的热情前所未有、超乎寻常，无非是希望在昆斯这里窥探到一些“点金术”的秘诀——如何通过艺术“生产”快速成为千万或亿万富豪。然而昆斯代表的“消费文化”其实非常露骨：“我们不要再兜圈子了，还是一上来就把艺术当商品来生产吧。”

面对昆斯的“浅薄”，潘院长最后的致辞：因为学院的迂腐，才能衬托出杰夫-昆斯的前卫的先锋艺术。但昆斯的“前卫”或文化价值到底在何处？谁能向我说明？西方对此一直存在批判的传统，而在中国，除了异常谦卑的姿态，却再难见到独立的思想与质疑的精神，也由此可见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心态和现状。

中国当代艺术正在面临的问题，和中国当下社会面临的问题具有一致性。1840年以来的一百七十多年中国都处在历史的转型中，2006年中国已经不再对农业收税，2000多年农业经济的属性已经根本改变，经济上中国基本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金融经济的转变，而在文化等其它方面仍然面临转型。

当下，中国主要的文化矛盾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价值失落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在经济快速转型的过程当中，传统价值面临崩溃，新的现代价值理念还未建立。其中除了应该容纳理性、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之外，还应该纳入一部分传统价值观念：对过去的尊重，对他者的尊重，注重平衡而并非一味追求发展。

正向勒庞所说，“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传统对我们的意义不言而喻。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和别人有什么差别？什么是我们应该和别人相同而什么又是应该和别人不同的？在今天什么是值得我们认同和坚守的价值？

“我们是谁？”，亨廷顿临死前最后写的一本书。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的问题，不仅是对美国，也是对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问题。亨廷顿去世时，哈佛大学的悼词是，并非他因哈佛而成名，而是哈佛因为他这样的学者才能成为一种伟大的学校。这样重要的学者，被认为是“剧毒思维”，这是一种简单的误读。

亨廷顿对我影响很大，第一，理性、务实的态度。世界格局在深刻转变，新兴国家在崛起，世界经济与权力中心在转移，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也是最后一个，如何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反省自身、扭转衰落、遏制其它国家出现的挑战，最大程度延续、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是他思考问题的重点。

第二、坚定捍卫美国核心价值及美国利益。“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要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谁？”——美国的核心价值所在——清教伦理和新教精神——是推动美国发展及面对危机，维护美国利益最根本保障力量。那么反问一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谁？”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亨廷顿，并认同于自己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价值不能被轻易忽视、放弃和改变。但美国的另一面，它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而并把此种利益建立在对他国利益的掠夺和控制之上，至少目前阶段恐怕仍然如此。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基于我对中国的认识：1，无论什么情况下，中国都不会完全发展为另一个“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西方化，而是相反，“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亨廷顿)。文化的根性对一个文明来说是无可回避的。

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它们会越来越看重自身的独立价值与独立的文化身份，注重独立自主的判断、选择，反对强加给它们的标准。借鉴加藤嘉一对日本的判断，表面是西方民主制，内在仍是一个儒家伦理秩序的国家。所以如何冷静面对及在文化上梳理中国自己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

二、当今世界仍然无法摆脱“弱肉强食”，全球化使各国在许多问题上加强合作，但一厢情愿的认为“民族国家”将成为历史仍然是一种幻想。康德说，“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无论何种制度，一个不受制约的美国都是可怕的，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亨廷顿)，一个不受制约的中国同样如此。

三、当代中国与中国当代艺术最缺乏的仍然是理性。“理性”是现代价值的核心，也是中国最为缺乏的。今天的问题并不在于各种观点的不同和争论，而是在不同言语之中随处流露出习以为常的“暴力”思维，一种“非理性的亢奋”。理性的缺失与“农业专制思维”的延续，才是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理念决定未来”(张维迎)。“后美国时代”，世界格局的逐渐转变将带来一个“多元制衡”的新的历史时期。美元主导下的“艺术的终结”、“浅薄”的消费文化、全球艺术美国化将被十年或二十年后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多基准货币体系下的更为“多元”的价值与文化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