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视象的凝聚”展览，本报专门采访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同济大学教授孙周兴，请他谈了关于展览的一些具体情况。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选择法国和中国来合作这样一个关于具表的展览，是因为法国当代绘画的实质性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请简单描述一下法国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共性和差异。

孙周兴（以下简称孙）：“视象的凝聚——法国/中国具象表现绘画特展”，展出6位法国艺术家和32位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是法国与中国呢？可以说是机缘所致。中国美术学院的具象表现绘画是华裔法籍艺术家司徒立教授20年前从法国引入的，在中国美院实践了有20年。20年应该是一个蛮长的时期了，这次又恰逢法国具象表现艺术的几位代表人物的作品落户中国，我们才有机会给予展出，可谓机缘巧合了。更巧的是，我们本来定于7月12日开幕，但因美术馆展事安排方面的各种原因，拖了两天，到14日才能开幕，而这一天正好是法国国庆日。有人以为是我刻意安排的，其实不然。所以就本次展览来说，是种种机缘凑在一起才成的事。

本次展览展出的主要作品是油画，而油画是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具象表现绘画更是起于法国。从源头上讲，中国的具象表现绘画继承了法国具表艺术。司徒立教授本身是法国具表艺术的参与者，当年在巴黎跟布列松、雷蒙·马松等艺术家过从甚密。但连法国具表艺术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在思想和创作风格上完全一致，更何况是中国的艺术家！我们太容易简化艺术文化的交流状况，尤其是造型艺术的创作，是与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和哲学大不相同的——造型艺术的创作更需要基于身体的感触和手艺。正因为这样，司徒立教授虽然长期生活在法国，且参与了法国具象表现艺术运动，但他的感受和思考依然具有强烈的中国性，这次他展出的几幅大尺幅的油画作品，主题就是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而许江教授的《葵园》系列，表达的是中国式的历史沧桑，是他对于像葵一样生长起来的新中国一代人独有的生命经验和心灵记忆。

记：具象表现绘画在中国美院提出和实验已经有20多年时间，能否用普通读者能够一目了然的通俗性语言，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和方式？

孙：我试试看吧。你知道我是做哲学的，不一定能以通俗方式说事。我在“策展人的话”里讲，“具象”与“表现”是艺术史钟摆的两极。从历史角度讲是这样，在逻辑上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艺术史上，具象艺术是早期艺术的基本形态，也是当时艺术家的主要艺术追求；而以表现为重的艺术则是现代的基本形态。对个体艺术家来说，具象的维度与表现（抽象）的维度虽然有可能各有所重，有的艺术家重具象，有的则侧重于表现，但两者总归是并存的，可以说没有一种艺术是纯具象的，也没有一种艺术是纯表现的。但这样说，并不否定“具象”与“表现”之间的倾向性区别和对立。

具象表现绘画力求把这对立的“两极”综合起来，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我认为这是当代艺术的正道。理由特别简单：我不可能画得比达·芬奇更写实、更具象了，也不可能画得比毕加索更抽象、更表现了，那怎么办？还得走下去呀。于是，走出了这条尝试之路。

记：每个具有学术意义的展览总会希望表达一些信息给观者，这个展览希望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展览名“视象的凝聚”其含义是什么？

孙：我们这次展览有几重意义：一是中国美术学院具象表现绘画历经20年，应该有一次总结性的展示，加上如前所述，恰好有机会同时展出法国具表艺术家的一些作品，使得本次展览更具历史意义；二是我们想对具象表现绘画进行一次学术的定位，提示其思想史和艺术史的意义。欧洲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重构了艺术与哲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形成了两者互动交织的格局；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里，人们还会把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弄得如此之僵、如此势不两立。这真是令人发笑的事。艺术创作是“想法”、“看法”、“手法”的综合发挥，“想”－“看”－“做”是统一的，怎么分得开来，又怎么对立得起来？三者中，且不说“想法”和“看法”，只要说到“手法”，就已经需要立法的理论了。在许江教授和司徒立教授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美院的具象表现艺术家们一直尝试艺术与哲学的深入对话，特别是吸收了20世纪欧洲现象学的思想方式和方法。这样一种持久的学术性的艺术努力，在国内是极为少见的。我个人在最近十几年来亲自见证了这些艺术家朋友的艰苦思考和创作，我认为他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他们的努力是符合当代艺术和文化的总体方向的。本次展览在展出这些艺术家的新创作品的同时，也将组织一次相关的研讨会，意图就在于对具象表现艺术作一次学术定位。

我把本次展览名称定为“视象的凝聚”，暗示着上面讲的两层意思。另外，这个名称本身还包含着一种吁求：在这个多元文化交织异化的时代里，艺术和哲学都需要有一种专心致志的力量。

记：请问具表艺术与其他艺术风格的差异性特征是什么？

孙：这个问题最好由“具表”艺术家们来回答，但你既然问了，我也不妨一说，大致可以说三点：第一点，我觉得是由上述“具表”的中间性所决定的，“具表”既具象又表现，甚至也可以说，既不具象又不表现，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具表”的风格。当然个体艺术家的风格是有区别的，但自觉的“具表”艺术家是力图在具象与表现之间保持一种风格张力的；第二点是“具表”艺术家对视觉－视象的真实性（真理性）的追问，这种追问突破知识论真理观，进入到境域构成的思想层面，从而对人与物（存在）的关系有了重解。这一点反映在风格上，就是要努力在画面上呈现视觉过程和视象生成的复杂变动特性；第三点我觉得是直接性，要直接面对和接近事物，这是现象学的思想要求，也是具象表现艺术家们所强调和追求的，在创作风格上表现为重写生，重特定场景下的当下意义构成，等等。

记：如果我们放眼未来，具表的研究能给中国当代绘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他的发展方向趋势又是怎样的？

孙：这个问题不好轻松回答。我只能说，具象表现艺术的探索是建立在对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反省基础之上的，又着力于与思为邻的诗意创造，它因此合乎特别从20世纪后半叶开展出来的当代艺术方向，它因此具有指向未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