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甲天下”，世人皆知桂林山水之美，然而，流经灵川、桂林、阳朔，至平乐的漓江两岸，却更是广大美术创作者眼中广西自然风光的集大成之地。畅游在漓江上，山峰倒影，俯看水中犹如“船在青山顶上行”，而从桂林往阳朔这一段江景，更是有着“百里画廊”的美誉，一处处景致，恰似一幅幅清丽幽远的水墨画。

纵观20世纪中国美术史，曾涌现出一大批以漓江为创作母体的艺术家与绘画佳作，这其中徐悲鸿有“雨桂林”、李可染以“黑桂林”、白雪石为“白桂林”、宗其香是“夜桂林”著称。可以说，漓江已然成了“山水写生”的代名词，这股写生风气，时至今日不仅未显衰退，反倒日久弥新。中国画在新中国的发展，特别谈及新中国成立伊始那场改造中国画运动，左右都绕不开漓江这一地域文化的特殊贡献。

1949年4月，《人民日报》开展了“国画讨论”，从此，如何突破国画旧传统的束缚，创造传统国画的新生，成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画创作的主题。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发表了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等。继而徐悲鸿一篇《漫谈山水画》将现实主义明确为艺术创作总指导方针、思想。1953年初，留法画家、诗人艾青提出“国画要不要改造”的问题，他认为“新国画”必须“内容新”、“形式新”。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画风景的必须到野外写生。之后，写生这一创作方式被越来越多的画家接受并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去，从而开启了中国画的创新之路。除了漓江以外，李可染还曾经多次登黄山，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佳构巨制。

中国画改造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山水领域，在人物画方面，不少中国画家也尝试以新的技法探索创作与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真人写生。不少画家分别到新疆、敦煌、西藏等地进行写生活动，将创作思路放在了青藏题材上，从而使得中国画题材选择更为多样化。比较典型的是黄胄将自己的创作题材集中到了新疆，将人物速写与国画创新巧妙结合，通过写生直面生活，在实际生活的浸泡中培育艺术创作的灵性与解悟力，从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人物画方面的特色与地位。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由此也诞生了包括周昌谷《两只羊羔》、叶浅予《夏河装》在内的一批反映西藏题材的国画作品。这批作品在题材选择上是出新的，形式感上也有所突破，是响应“改造中国画”号召的经典作品。

这些从地域出发找寻素材的创作方式，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画领域。在改造中国画运动的同时，油画也面临着如何“民族化”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董希文、吴冠中、潘世勋等人都曾经深入青藏高原并创作了大量的少数民族题材油画作品。

此次于广东美术馆展出的“走进漓江——当代百家画桂林”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名家对于漓江感情的一次集中倾注。这里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桂林博物馆对于不同时期艺术家深入漓江有心关注，正是因为他们日积月累的不断收藏，才使得此次大展能与观众们最终见面。

笔墨当随时代，时代主题的转换要求文艺面对生活调整自身的姿态。时至今日，中国画的发展已从主流由文人画代表的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而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新时代，完成了艺术功能观上的根本改变。而以地域文化所提供的丰富资源，为中国画的创新输血的模式，正在当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漓江、黄山、青藏高原为例，特殊的地域文化给予了20世纪中国美术巨大影响，推动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其背后的意义更在于今天艺术家谈论太行、雁荡等地，无一不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诸多尝试。今天，依然有很多艺术家到那里朝圣，去找寻艺术创作上的手段和方法。艺术为大众服务，艺术深入生活，已然成为时代赋予艺术的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