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麻浩崖墓1号墓门楣处的佛像浮雕

如前文所言，佛教在早期常常与道教一起出现。有趣的是，在有“延熹元年”纪年的M3019中，部分随葬陶器内装有各类天然及人工炼制的矿物，很可能是道教所谓的“五精石”。在一组家族墓地的不同墓葬中分别出土了与佛教、道教有关的陪葬品，造像中又出现了单体佛像，正暗合汉晋时期佛道两教从杂糅走向分野的过度历程。

另一个问题也十分关键，即这两件佛像是在本土制造，还是以成品直接从他处携来。从发布会披露的信息来看，发掘者根据佛像的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初步判定其为本土制作。若确能证实它们是本土作品，则意味着犍陀罗艺术在其发展的高峰时段就已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本土的雕塑风格产生影响，这一切发生的时间要远早于此前认为的十六国时期；犍陀罗风格造像对中原的影响可能也更为直接，而非以往认知中的经由西北进行了长时间、多地段的中介传播。若将视野进一步放大，它甚至能给东汉雕塑造型技术较前代有飞跃式提升的原因以提示。

当然，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两件造像本身进行更为谨慎、全面的研究。虽然研究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已经是刷新中国佛教艺术史乃至整个佛教史的重要发现。若以M3019的公元165年为时间节点，此时的贵霜帝国正处于迦腻色伽二世治下，看似强大的迦腻色伽王朝也与东汉一样，表面的强盛下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正与暗流中酝酿的混乱与动荡，将在未来化为更适于佛教传播的土壤。

成任墓地两件金铜佛像的发现也再度证明了现代考古学所不断揭示的一个事实：古人在思想文化交流互动中所跨地域之广、时效之高，均远超我们的想象。当迦腻色伽二世在他富楼沙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宫殿中低声吟诵佛典时，长安城中一些我们的汉朝先辈或许正向佛像款款下拜。在这低吟声中，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国化历程也早已悄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