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精神》

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古时期另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苏轼，他在人生的几番沉浮中，特别是十多年的谪贬生涯中，成就了艺术上的煌煌伟业。与之相比，赵孟頫似乎是幸运的，他在旧朝是王孙后裔，在新朝更是官至一品，荣际五朝。然而，他内心的屈辱和煎熬却更甚于苏轼，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各自命运的坎坷与嘲弄中完成了一次艺术生命的蜕变与升华。凭借着一双颤颤巍巍的手，赵孟頫在幽暗、逼仄的通道里只身燃起了一盏灯，让整个元朝透亮光辉起来——这个本不谙文化的短命王朝，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大亮点。

艺术史的转折

颇有意味的是，若要管窥赵孟頫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并不在那些鸿篇巨制，而恰恰是在一幅不起眼的小画之中，那便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秀石疏林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以书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史在此实现了最伟大的转折——中国艺术从这幅画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艺术并不仅仅是为了模仿现实，更重要的是写出物象所没有的东西。只见画中作一巨石；又画古木丛篁，分置巨石罅隙间；巨石前，生长着一簇簇的竹丛，地上长有小草。为了将这种全新的创作理念表达出来，赵孟頫特意在尾纸题七言绝句一首：

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于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

方知书画本来同。

在此，赵孟頫以飞白法画石，以篆书法绘树，以隶书的八分法（即隶书的撇、捺以及横挑的波折）来写竹，整个作品纯用水墨表现，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这首短短28个字的短诗将中国艺术引上了一条新路，这便是“以书入画”，用书法的笔法来表现物象，以笔墨抒发艺术家的心绪。从此，笔墨不再处于从属地位，不再机械地为物象服务；而是相反，艺术家之所以写物画象，是为了展现笔墨之魅力。如果说苏轼“写意”的理论及画竹石图的笔墨实践，对书法在绘画中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的话；到了赵孟頫手上，一切都清晰明了了。我们可以更彻底地说，正是有了赵氏的“以书入画”的理论（及实践）才使苏氏的“写意”变得可能，并成为中国艺术的审美与创作的最高准则。从此，书法大踏步地进入绘画，中国的文人墨客们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他们可以不再拘泥于物象的生动与否，单是凭借笔墨便可以与天地沟通、与观者的心灵碰撞。